中，有十四次都在一篇里。所以，除了这一篇之外，其余十分之九的书里，只引了十二次《诗经》而已。”对于这一巨大的差异，卜德认为只有两种解释：“一、《左传》和《国语》所根据的材料不同；二、《国语》的作者对于《诗》学没有深研，或者他对于引《诗》的癖好及不上《左传》的作者。”除此之外，卜德又指出另外一个语言上的差异：“《左传》和《国语》中提到的‘天’字，真是多不胜数。然而“帝”或‘上帝’两个名词（用作‘天’解，不作‘皇帝’解），在《左传》中只有八次，而在分量少了一半的《国语》里却已说到十次。‘上帝’不单称‘帝’，《左传》中只有四次，而在《国语》的十次之中，只有一次单言‘帝’，余俱为‘上帝’。”这样的大差别，应当不是偶然的。

在分析完语言上的差异之后，卜德又分析了两书内容上的差异，这里他不是像分析语言问题那样直接亮出自己的观点，而是以一位中国学者——钱玄同的观点为靶子。钱玄同在《论获麟后续经及春秋例书》一文（载《古史辨》第一册）中认为《左传》和《国语》是由一书瓜分为二而成的，他的理由是：（1）《左传》记周事颇略，故《国语》所存春秋时代底周事尚详；（2）《左传》所记鲁事最详，而残余之鲁语所记多半是琐事；（3）《左传》记齐桓公霸业最略，而齐语则专记此事；（4）《晋语》关于霸业之荦荦大端记载甚略，《左传》则甚详；（5）《郑语》皆春秋以前事；（6）《楚语》关于大端的记载亦甚略；（7）《吴语》专记夫差伐越而卒亡国事，《左传》对于此事的记载又是异常简略；（8）《越语》专记越灭吴之经过，《左传》全无。卜德认为钱玄同的这几点理由看似有理，但如果深入考察，还是可以打破的。卜德指出，在讨论细节问题之前，首先需要从总体把握《左传》、《国语》的差异，这种差异就是“宗旨的不同”：“《左传》是一部有系统的历史记载，故能表示一年一年的政治上的大事，然而《国语》不是通史，它只是好些演说词的合编，所以容易含有许多不正确的传闻，而不必用历史的观念对于大事作系统的记载。”换句话说，《左传》有历史的观念，而《国语》则无。有了这样大的观照，再来看细节问题，就比较清楚了。针对上文钱玄同的（1）（2）（4）（6）条理由，卜德反驳道：“《左传》记周事颇略，《周语》则甚详，没有什么可怪：春秋时代的周朝已经衰落了，与大事不生什么关系，所以《左传》记得颇略；可是都城所在，遗留的故事很多，所以《周语》记得甚详。《左传》对于晋及楚的详记也是如此，因为这两国的政治地位是特别高的。关于鲁国，我们知道《左传》是附着于鲁史《春秋》的，当然对于鲁事会特别记得详尽了。”钱玄同的其他几条理由也被卜德以同样的方式痛加反驳。

卜德认为钱玄同的说法站不住脚，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很多事，《左传》、《国语》都有记载，两相符合”，为此卜德举了6个例子：（1）有神降于虢；（2）重耳（后为晋文公）游历诸国；（3）晋文公分曹地；（4）秦军过周伐郑；（5）楚共王之卒及谥；（6）晋平公疾。如果是一本书一分为二，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呢？另外，有些事情虽然《左传》、《国语》都有记载，但字句、观念上都不同，卜德认为这只能说明两书作者所依据的原始史料之不同，这也可以说明两书不可能源自同一本书。

卜德的论文就其本身来看，是很有价值的，而更有价值和意义的是，他直接参与了当时中国国内学术界的讨论，并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这对于一个年轻的美国汉学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卜德的论文能发表在《燕京学报》上，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荣誉，因为能在这份高水平刊物上发文章的都是当时中国的一流学者，在《燕京学报》16期上我们看到，在卜德的前后，是夏承焘、向达、张东荪等人的大作。

十多年后，顾颉刚仍然没有忘记卜德和他的这篇论文。1947年顾颉刚出版了《当代中国史学》一书，在论述古书年代考订的一节中他写道：“除了《尚书》以外，比较地为中外学者所深切注意的，便是《左传》和《国语》的著作时代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已为晚清今文家所提出而没有解决的。国外学者对于这问题有研究的要算高本汉了，他著有《左传真伪考》，从文法上证明《左传》非鲁人作，而《左传》与《国语》确为用同一方言人所作，但决非一人之作品。此外卜德著有《左传与国语》一文，由二书的引《诗》多寡上及用‘帝’与‘上帝’的多寡上，证明二书原非一物。国内学者对此问题作考论的很多，冯沅君、童书业、孙海波、杨向奎诸先生对此问题都曾作比较研究。……关于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没有得到定论，总之，《左传》和《国语》二书决非春秋时代的作品，是可以无疑的了。”顾颉刚的《当代中国史学》出版后很快成为一部名著，它全面总结了百年（1845—1945）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其中直接提到的外国人不多，且多是日本老牌汉学家，卜德是极少数西方学者之一，这对于一个年轻的汉学家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无上的荣誉。

顾颉刚在上文中提到的瑞典学者高本汉（Bernhard Kar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