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月（2月20日—4月20日），受到了美国各界广泛的好评，成为他两年任期的最大亮点。

胡适出任馆长是在1950年，但他和葛思德图书馆的渊源却可以追溯到1943年。1942年胡适卸任驻美大使后，移居纽约从事学术研究。从1943起，他开始投入精力考证《水经注》。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是一部古代地理学经典著作，由于屡经传抄翻刻，错简讹夺十分严重，因此历代研究者甚多。到了清代，著名学者赵一清、戴震等对以前各种版本做了精心的校勘和研究。但是晚清以来，以魏源、王国维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对戴震的《水经注》研究产生了怀疑，认为他有抄袭赵一清的重大嫌疑，由此形成一桩著名的公案。胡适出于学术兴趣和个人情感（戴震为胡适安徽同乡），决心重审此案。由于赵一清《水经注释》稿本完成时间（1754）和刊刻时间（1786）相差30多年，胡适认为有必要首先将这两个本子进行对勘，刊本很快就找到了，但稿本却一筹莫展，194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胡适得知葛思德图书馆藏有赵著稿本的一个完整的抄本，真是喜出望外。在考证此案时，胡适发现，戴震整理的《水经注》有两个刊本，一个是由乾隆皇帝题诗的武英殿聚珍本（1775），一个是没有皇帝题诗的自刻本（1776）。为什么在殿本出版的几乎同时要推出自己的刻本呢？胡适认为乾隆的题诗值得研究，但要确定这首诗确切的写作时间，就必须查询按照年代编排的乾隆《御制诗文全集》。但在美国，无论是哈佛、哥伦比亚，还是国会图书馆都没有收藏这位皇帝诗人的作品，无奈之下胡适再次求助于葛思德图书馆，结果发现那里不仅有，而且还有两套。

对于收藏家来说，版本当然是最要紧的，而对于研究者来说，内容无疑更为重要。葛思德图书馆作为一个“收藏家的图书馆”（collector's library）显然当之无愧，而作为一个研究型图书馆（research library）它也完全合格。

从1943年到1946年6月回国，胡适在3年多的时间里多次和葛思德图书馆打交道，每次都有意外的收获，留下了非常愉快的印象。这或许是他日后愿意出任馆长的一大动因。有些学者认为胡适任馆长的两年是他一生最黯淡、最委屈的时期。此说固然有它的根据，但我倒并不这么看，对于一个嗜书如命的读书人，一个善于利用孤本秘籍做学问的学者，坐拥10万册书城应该是令人愉快的。胡适这个时期写的两篇英文文章中，也完全没有丝毫的怨气和消沉。

原载2012年10月10日《中华读书报》

顾颉刚与卜德的文字之交

1934年10月14日，顾颉刚在日记中写道：“将卜德（Derk Bodde）所著《左传与国语》汉文本重作，一天毕，约四千字。……卜德，哈佛大学派到北平之研究生，来平两年，竟能以汉文作文，其勤学可知。所作《左传与国语》一文，写来已数月，予初托孙海波君改，谢不敏。希白亦谓无办法。予嘱其寄来，今日费一日之力为之，以就稿改削不便，索性猜其意而重作之，居然可用矣。”这篇由顾颉刚根据卜德意思大加改写而成的论文两个月后即刊发于《燕京学报》第16期（1934年12月，第161—167页）。《燕京学报》第16期本来应该由顾颉刚主编，但因为继母1934年8月去世，顾回杭州奔丧并处理后事，编辑工作交给了燕大国学院同事容庚（希白）。据日记可知，顾颉刚在离开北京前就已收到了卜德的论文，但修改工作一直没能落实，最后只好让容庚把稿子寄到杭州，自己动手来改。

替别人改文章是一件难事，更别说是为一个美国人改中文文章，所以即使是容庚、孙海波这样的国学专家也只好敬谢不敏。但会者不难，顾颉刚居然用一天时间就修改完毕，难怪他不无得意，他在这一天日记的最后写道：“我真不懂，别人的本领何其小，我的本领何其大？大约此无他，有胆量敢负责任否尔。”如果没有顾颉刚的胆量和负责，卜德的这篇论文恐怕就无缘《燕京学报》了。

卜德在北京留学期间（1931—1937）曾经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册翻译成英文，并写了几篇英文文章，但中文文章则只有《左传与国语》，就笔者所知这也是他一生中所写的唯一一篇中文文章。

关于《左传》与《国语》的关系，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提出过一个大胆的结论：《左传》与《国语》本来是一本书，所谓《左传》是刘歆割裂《国语》而成。晚清以来，支持这一观点的有梁启超、钱玄同等今文经学学者，反对者则有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学者。卜德是第一个对此发表见解的美国学者，他的观点认为《左传》与《国语》是两本书。

在这篇文章中，卜德首先从语言层面分析了两书的一个明显差异。他指出，“《左传》最喜欢引《书经》和《诗经》，《书》，它引过四十六次；《诗》，引过二百零七次。但是那部比了《左传》分量约少一半的《国语》，所引《诗》、《书》并不止减少一半，它只引了十二次《书》，二十六次《诗》。这实在太少了！尤其是《诗》的比例，只有八分之一。况且《国语》引《诗》不但只有二十六次，而在这二十六次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