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中也写到鸳鸯，如“鸳鸯于飞，毕之罗之。”（《小雅·鸳鸯》）令人高兴的是，后来的译者避免了这个错误，理雅各（James Legge）和魏理（Arthur Waley）均将雎鸠翻译成osprey（分见他们1871和1937年的《诗经》全译本），庞德（Ezra Pound）则译成fish hawk（见其1954年的《诗经》全译本）。

除了水鸟之外，诗中还提到了一种水中的植物——荇菜，它可以食用，很像莼菜，“叶径一二寸，有一缺口而形圆如马蹄者，莼也；叶似莼而稍锐长者，荇也。”（李时珍《本草纲目》）娄理华将之译成Hang plant，显然是采用了音译，但荇的正确读音是xìng，不是háng。这种植物最准确的英译名应该是nymphoides peltatum，但对于诗歌来说显然太过于技术性了。诗歌不是科学论文，后来的译者一般都选取一个意思靠近且通俗易懂的词来翻译荇菜，如duckweed（水萍），water mallow（水锦葵），cress（水田芥）等。

与词语相比，句子是更为重要的。原诗中“参差荇菜”之后，是三个结构相同的句子——左右流之，左右采之，左右芼之。这三句的意思也大致相近，流、芼都有采摘、选择的意思。但我们发现译者只翻译了后两句，没有翻译第一句“左右流之”，而后两句的翻译——he gathers them now和they are fit for offering now——从结构上看又完全不同。这当然就不是个别字句的问题了，而是牵涉到对整首诗的理解。根据译文后的解说，我们知道娄理华认为“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属于起兴（suggestive），以荇菜在水中的上下浮动来预示后面君子的辗转反侧。所以swaying to and fro就已经表达出“左右流之”的意思了。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那么后面的“参差荇菜，左右采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是否也是起兴呢？娄理华没有给予说明，但从译文看显然不是。这时的荇菜已经成为采集和食用的对象。换句话说，这后两句是描写，是“赋”，而不再是“兴”。这样的理解虽然很有新意，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相当牵强。传统的看法是认为《关雎》中起兴的是头两句，后面的内容都是“赋”。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娄理华把“左右采之”翻译成he gathers them now，那么这个he（他）是谁呢？根据译文的上下文，显然是诗中的男主人公“君子”。从娄氏的解说，我们知道他对全诗理解的根据是朱熹的《诗集传》：“周之文王，生有圣德，又得圣女姒氏以为之配，宫中之人于其始至，见其有幽闲贞静之德，故作是诗。”所以他把第一章中的“君子”翻译成virtuous prince（有德之君）。此后译文中的he均指文王，这倒也说得过去，但到了“左右采之”这句就来问题了。以文王之尊，去到水面采摘荇菜，虽然并非绝不可能，但毕竟有失体统。而且就整个《诗经》来看，其中无论是采蘩、采蘋，还是采卷耳的，都是妇女，没有男子干这件事，更不用说君王了。

朱熹的《诗集传》自宋代以来一直是权威的解释，影响实在太大。娄理华以后的翻译家都没有能够走出这一解释框架。所以他们在翻译“左右流之”、“左右采之”、“左右芼之”这三句时都有些含糊，要么干脆省略主语，如果有主语，那主语要么是one（某人），要么是we（我们），让人弄不清采摘的人到底是文王、太姒，还是宫人（或多位宫人）。

朱熹的解释比毛传、郑笺无疑前进了一大步，但偏颇乃至荒唐的地方还是不少。就《关雎》一首而言，清人方玉润就大胆否定了前人的权威解释：“《小序》以为‘后妃之德’，《集传》又谓‘宫人之咏大（太）姒、文王’，皆无确证。诗中亦无一语及宫闱，况文王、（太）姒耶？窃谓风者，皆采自民间者也，若君妃，则以颂体为宜。”（《诗经原始》）近人关于这首诗的解读，我以为余冠英先生的最为合情合理：“这诗写男恋女之情。大意是：河边一个采荇菜的姑娘引起一个男子的思慕。那‘左右采之’的窈窕形象使他寤寐不忘，而‘琴瑟友之’、‘钟鼓乐之’便成为他寤寐求其实现的愿望。”（《诗经选》）根据余先生的解读，采荇菜的人就完全不用再模糊其词了，这位姑娘不仅面容姣好，而且还勤于劳作，这更增加了小伙子梦寐以求的动因。更重要的是，就诗歌的章法来看，这样的描写动静结合，比光写姑娘的娴静漂亮（窈窕）要有味道得多。只写美貌并不足以动人，必须化静为动，动静结合。“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是《诗经》中描写美人的名句，但在这些静态描写之后，作者极其高明地加上了关键性的两句——“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卫风·硕人》），遂能成为千古绝唱。

《关雎》被置于《诗经》之首，除了它最好地体现了“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的儒家精神，其高超的艺术技巧或许也是原因之一吧。

原载2014年7月16日《中华读书报》

漫谈《卷耳》英译

《周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