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和台湾也处于动荡中。于是华兹生决定去日本，他通过在哥大访学的一位日本教授在京都找到了两份工作，一是在同志社大学教英文，一是在京都大学做著名汉学家吉川幸次郎教授的研究助理。1951年8月他用最后的一点奖学金买了张去日本的船票。

当时吉川幸次郎得到美方的资助，正在研究中国文学中的对仗问题。华兹生的工作是将他的一些初步成果，特别是有关杜甫诗歌的研究翻译成英文。虽然在中文系注册为研究生，但由于日语水平太低（在去日本之前只学过一年），华兹生一开始根本没法听课。后来日语能力提高了，才上了吉川教授的几门课，但都是关于中国诗歌的，和《史记》基本无关。

大约一年后，华兹生接到哥伦比亚大学狄百瑞（Wm.Theodore de Bary）教授的来信，询问是否可以为其主编的《中国传统资料集》（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 1960年出版）撰写关于汉代的部分，华兹生经过考虑后答应了。汉代文献当时已经翻译成英文的有《论衡》、《盐铁论》以及部分的《淮南子》，但是大多数著作，包括《史记》，都得读原文，工作量不小，有吸引力的是工作费用优厚。华兹生辞去了在同志社大学的英语教课任务，全力投入文献的阅读和写作。《史记》再次进入他的视野。

完成《中国传统资料集》汉代部分（出版时作为该书的7—10章）后，华兹生决心修改自己的硕士论文（关于游侠及其在汉代社会的地位）。在京都一年多时间里，他接触到不少《史记》研究的日文资料。他将修改后的稿子投给了《哈佛亚洲学报》（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结果被拒，但这不仅没有打击他，反而点燃了他继续认真研究《史记》的热情。他开始通读《史记》并做大量的笔记，使用的版本是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该书广泛采纳了中、日关于《史记》的研究成果，历来为学界所推重。华兹生随后将笔记进行了分类，以类相从，并据此写成小型论文，这一工作集中在1954年冬和1955年春。1955年夏返回纽约时，他的博士论文已经初步形成了。

此后的一年他一边帮忙编辑修订《中国传统资料集》，一边完成哥大对博士学位的各项要求。读博士正常的顺序是先修学分，后参加口试，再写论文。华兹生则是反其道而行，他修完学分参加口试时，博士论文的初稿早已在导师的手中了。1956年6月他带上了方帽子，此后根据王际真、富路特、狄百瑞的意见，他对论文进行了修改，并于两年后由哥大出版，题为《太史公司马迁》（Ssu-ma Ch'ien：Grand Historian of China），该书分为五个章节，全面论述了司马迁所处的时代和他杰出的史学成就。

不难想象，华兹生的下一步计划是更为全面地翻译《史记》，狄百瑞教授听说后，表示可以纳入他正在主持的“东方经典译丛”（Translations from the Oriental Classics），并且建议华兹生申请哥大的研究经费。得到这笔经费后，华兹生决定将京都作为翻译工作的地点。富路特教授从提高汉语口语的角度出发，建议他去台湾（也为他日后回哥大教汉语打下基础），但是华兹生已经很习惯日本的生活，没有理会富教授的建议，于1956年秋再度前往京都。

在离开美国前，华兹生去拜访一位在哈佛的朋友，两人一同参观哈佛燕京学社，见到了那里的几位教授。当朋友向柯立夫（Francis W.Cleaves）教授介绍华兹生时，称他为“准备翻译《史记》的了不起的年轻人”，柯立夫说他对《史记》一向很有兴趣，问了华兹生一些有关的翻译问题，最后又问：“你打算花多少年的时间来完成这一工作呢？”华兹生不假思索地回答说“三年”，柯立夫的脸色一下子沉了下去，他转头看着窗外，大声说：“如果你说的是三十年，我差不多可以接受。”两人的谈话就此结束了。

三年翻译《史记》绝不像说起来那么容易，只有一个人，而且资助也很有限。华兹生决定尽量压缩译者序言和注释的篇幅，并且选择《史记》中故事性比较强的内容，以便更适应普通读者的需求。他的想法得到了狄百瑞和哥大出版社的支持，他们希望《史记》的第一轮大规模英译本是更偏向于通俗性而不是学术性。

1956年秋在京都安顿下来不久，期盼多年的《史记会注考证》再度印刷，华兹生终于拥有了自己的一套《史记》，不用再反复借图书馆的了。他基本在家里工作，只是偶尔去一下京都大学图书馆查找相关资料。在他翻译的过程中，多种《史记》的现代日语译本出版了，它们为华兹生的翻译提供了有益的参考。这些译本同样很少注释，目的读者也是普通大众，它们的出版对华兹生来说是个鼓励，既然日本读者对《史记》有这么大的需求，在美国，至少也有人会感兴趣吧。当然华兹生也清楚地意识到，大部分受过教育的日本人至少听说过《史记》，也知道它的重要性，但在1950—1960年代的美国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

翻译开始后，华兹生很快发现，他的主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