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很短的商榷文章，刊登在下一期的《美国东方学会学报》上（1934年3月第54卷第1期）。劳费尔同意卜德将“与”理解为一个动词，但不同意把“与”解释为“许”，因为《论语》中没有其他的例证。卜德看到这篇文章后，认为劳费尔的意见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论语》中将“与”理解为“许”还至少可以再举其他两例：（一）子曰：“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述而》）（二）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先进》）但卜德还没有来得及将自己的反驳意见写下来，劳费尔便于同年九月去世了。卜德一直很景仰劳费尔，所以虽然不同意劳费尔的商榷，但很珍视他的这篇绝笔之作，多年之后还为劳费尔的自杀早逝深感惋惜。

在劳费尔的文章发表二十年后，著名华裔学者陈荣捷在讨论“仁”的一篇文章（载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1955年第4卷第4期）中再次对卜德的论文提出了商榷。他认为“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中的“与”还是应该理解为“和”，因为“与”作为连词在《论语》中并不少见，如“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里仁》）、“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等等。同时，陈荣捷也承认，将这里的“与”解释为“和”使这句话的意思与《论语》整个的精神不合，于是他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办法是“暂时搁置，并等待更多证据的出现”。卜德在读到陈荣捷这篇文章后，认为陈的反对意见没有抓住自己的要领。卜德同意在《论语》中“与”常常用来连接两个事物，但他在1933年那篇文章中所要强调的是：《论语》中在列举多样事物时，一般很少用“与”来连接。他仍然坚持自己早年的观点，并且认为将这里的“与”理解为动词可以很好地解决问题。1981年卜德在为自选集Essays on Chinese Civilization所写的“前言”中再次旧事重提，并很有感触地指出：“古汉语中哪怕是很短的一句话，只要对其中一个关键字的理解不同，整个句子的意思也就会完全不同。”

卜德的文章发表后引起的反响说明，“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这句话到底如何解释，很难定于一尊。时至今日，将“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中的两个“与”字理解为连词者仍然大有人在；但比较起来，卜德的解释显得更有说服力。参考一下二十世纪几位中国学者的理解，也能证明这一点。钱穆对这句话的翻译是：“先生平日少言利，只赞同命与仁。”（《论语新解》）李泽厚的译文是：“孔子很少讲利。许命，许仁。”（《论语今读》）在前人众多的解释中，李泽厚所赞同并加以引用的正是史绳祖在《学斋占毕》中的见解，在这一点上和卜德完全相同。

原载《读书》2013年第2期

文学家司马迁的异域知音华兹生与《史记》

华兹生（Burton Watson，1925— ）是美国当代最负盛名的中国典籍翻译家，曾将孔、墨、老、庄等先秦诸子的著作和杜甫、苏轼、陆游等人的诗歌翻译成英文，影响极为广泛。《史记》是他翻译的起点，两卷本1961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推出，此后五十多年一直是英语世界的标准译本。华兹生与《史记》携手走过了半个世纪。

一

华兹生第一次接触《史记》是在1950年的秋天，当时他正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汉学研究的硕士学位，为了寻找学位论文的题目，他选修了富路特（L.Carrington Goodrich）教授开设的中国文献学课程，在课上他读到了《史记·游侠列传》，立刻引起了浓厚的兴趣，并决定以此作为硕士论文题目。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华兹生一边逐字逐句地研读《游侠列传》，一边将其翻译成英文。当时在哥大教授汉语的是华裔学者、翻译家王际真（Chi-Chen Wang），每当遇到难解的字句和不熟悉的术语，华兹生就会向王老师请教。王际真学问很大，脾气同样很大，经常不留情面地教训学生：“你竟然不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此时华兹生学习汉语已有五个年头，阅读一般文献毫无障碍，但对付太史公还是非常吃力。

碰巧的是，此时华兹生的室友韦伯（Herschel Webb，后来成为哥大的日本史教授）也在为太史公伤脑筋。韦伯的硕士论文是关于《大日本史》（江户时代水户藩编纂的汉文纪传体日本史），这部近四百卷的史书正是以《史记》为楷模，1715年德川纲条为该书撰写了序言，其中引用了《史记·伯夷列传》。韦伯硕士论文的一部分内容是将德川的序言翻译成英文，为此他和华兹生反复研读伯夷叔齐的故事，并就如何翻译成英文仔细推敲。

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华兹生认为自己最早接触的两卷——《游侠列传》和《伯夷列传》并不是进入《史记》最适合的门径，因为其中有不少晦涩和棘手的地方。但他认为这同时也是好事，从一开始就提醒自己：《史记》是不好对付的，翻译《史记》更是难啃的硬骨头。

1951年6月华兹生完成硕士论文后，为期三年的奖学金也结束了，这个奖学金是对他二战期间服兵役的酬劳。继续读博士没有资金支持，找工作也很困难，只好寻找美国之外的出路。当时中国大陆和美国隔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