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的主要内容后，接着写道：“这篇小说可能是斯威夫特将人说成是最卑劣顽固的动物之后，对于人类社会最猛烈的攻击。……它对于了解鲁迅的性格是最为重要的文献之一。有人说，一个人攻击人类的弱点越是猛烈，他越是对人类充满信心。也许这已经是陈词滥调，但我觉得还是有必要重说一遍，因为还是有人不这么认为，他们还是把那些在大庭广众之下满口仁义道德，而私下里无情吞噬自己同胞的人奉为他们的领袖和恩主。鲁迅对于同胞的尖锐批评是出自对他们的爱。”这确实道出了鲁迅的特色之一，在鲁迅身上，辣手著文章和铁肩担道义两者得到了完美的结合。

除了评论，王际真还在几处介绍了鲁迅作品已有的英文译本，为感兴趣的西方读者提供进一步阅读的线索。比如在1921年条下介绍完《阿Q正传》之后，接着写道：“这篇小说目前已有3个英译本。第一个是梁社乾的译本，192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英文题目是The True Story of Ah Q，这是一个没有任何删节的完整的译本。第二个译本是根据敬隐渔的法文译本转译的，收在1931年日晷出版社（Dial Press）出版的《〈阿Q正传〉和其他现代中国小说》（The Tragedy of Ah Qui and Other Modern Chinese Stories）一书中，这个译本没有翻译第一章。第三个译本是我本人的，分3期连载在《今日中国》（China Today）杂志1935年11月号至1936年1月号上。”《阿Q正传》是王际真翻译的第一篇鲁迅小说，此后他又翻译了多篇，并于1941年结集出版。

王际真编写年谱的时候，抗日战争正处于相持阶段。王际真虽然远在美国，但时刻关注着祖国的命运，他在编年正文之前的导论中写道：“中国对日宣战的决定虽然是政府做出的，但如果中国还是由阿Q精神主导，那么中国也不能够坚持抵抗这么久。即使阿Q未死，阿Q精神也不再是中国精神的主导。相反的，中国现在由一种新精神主导着，这种精神便是自由与勇气；中国由一种新的信仰主导着，这便是：与其在屈辱中活着，不如在反抗中死去。而鲁迅在这一转变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这里虽然是联系当下借题发挥，但无疑表现了王际真对于祖国的信心和对于鲁迅的敬仰。

在导论的开头，王际真对鲁迅有一段总体的评价，非常精彩，值得全文引用：“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常常被人称为中国的高尔基，或是中国的伏尔泰，或是中国的斯威夫特，这样的称呼不无一定的道理。他和高尔基一样一生都处于革命运动的漩涡中；他像伏尔泰一样不知疲倦地写作，作品中充满了隽永的幽默和辛辣的讽刺；他和斯威夫特一样痛心疾首于人类的堕落和愚昧，并施之以猛烈的攻击。但是细细考察，就会发现这类比较只流于表面，只会误导读者，而其中的欧洲中心主义也是显而易见的。鲁迅不同于高尔基，他来自不同的背景，采用了不同的表达方式，面对的也是不同的读者。他不同于伏尔泰，他隽永的幽默和辛辣的讽刺不仅针对别人，也针对自己，而伏尔泰则以攻击别人为乐，有点过于爱出风头。他也不同于斯威夫特，他从来没有政治野心，也从来不会自怨自艾，更不会以统治阶级自居。鲁迅如果出身于无产阶级家庭，或许他会更像高尔基；如果中国像法国和英国一样独立自由，鲁迅可能会像伏尔泰那样漫不经心或像斯威夫特那样自我中心。中国的国情使鲁迅摆脱了伏尔泰的轻浮和斯威夫特的自私，对于中国的屈辱和中国人的痛苦，鲁迅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就这一点来讲他更像高尔基——如果我们一定要做比较的话。而就他的社会背景和批判风格来看，他则更接近于伏尔泰和斯威夫特。”在英语世界里，首先将鲁迅和高尔基、伏尔泰等人进行比较的是斯诺。这样的比较并非毫无价值，特别是在西方读者还不知道鲁迅为何许人的时候还是有一定意义的，人们总是要借助于已经知道的东西去了解不知道的东西。但是一旦知道以后，显然不宜长期停留在简单比附的阶段，而必须不断深入下去。王际真用心地编写这份《鲁迅年谱》，显然是希望加深西方读者对鲁迅的了解，这样的目标应当说已经达到。

《鲁迅年谱》发表两年后，王际真又于1941年出版了《阿Q及其他——鲁迅小说选集》。这是鲁迅小说在英语世界最早的专集。该书收入了鲁迅的11篇小说，依次是：《故乡》（My Native Heath）、《肥皂》（The Cake of Soap）、《离婚》（The Divorce）、《在酒楼上》（Reunion in a Restaurant）、《头发的故事》（The Story of Hair）、《风波》（Cloud over Luchen）、《阿Q正传》（Our Story of Ah Q）、《孤独者》（A Hermit at Large）、《伤逝》（Remorse）、《祝福》（The Widow）、《狂人日记》（The Diary of a Madman）。

鲁迅小说的艺术成就甚高当然是王际真首先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