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Derk Bodde）。

卜德于1930年哈佛大学本科毕业后继续留校攻读汉学方向的研究生，1931年他获得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来到北京进修，从此在北京度过了六年时光。卜德进修的主要科目是中国哲学史，所以一到北京就去拜访冯友兰并在清华旁听他的相关课程。冯先生回忆说：“我在清华讲中国哲学史的时候，有一个荷兰裔的美国人卜德，在燕京大学当研究生。他的名字挂在燕京，但是来清华听我的课。那时候，《中国哲学史》上册，已经由神州国光社出版。卜德向我建议说，他打算用英文翻译我的《中国哲学史》，请我看他的翻译稿子。他翻译完一章，就把稿子给我看一章。到1935年左右，他把上册都翻完了。那时候，有一个法国人Henri Vetch（魏智）在北京饭店开了一个贩卖西方新书的书店，名叫‘法国书店’。他听到卜德有一部稿子，提议由他用法文书店的名义在北京出版。卜德和我同意了，他拿去于1937年出版。”（《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29页）卜德的译序写于1937年5月18日，离卢沟桥事变不到两个月。抗日战争爆发后，冯友兰随清华向内地迁移，卜德则返回美国，下册的翻译工作只得高高挂起。

抗战胜利后，机会来了。冯先生回忆说：“到1945年日本投降，我在昆明接到卜德的来信说，他现在美国本薛文尼（宾夕法尼亚）大学，已经向洛氏基金请到一笔款子，算是捐给这个大学。这个大学用这笔款请我于1946年去当个客座教授，讲中国哲学史，主要是同他合作，继续翻译《中国哲学史》的第二部分。我答应了，于1946年9月到本薛文尼（宾夕法尼亚）大学，继续翻译工作。……到1947年暑假，卜德的翻译工作没有完成，但是我的任期已满，不得不离开。”（《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29页）翻译工作又一次中断。

好在1948年秋卜德获得了富布莱特奖学金，作为访问学者再次来到了北京，下册的翻译工作再一次得以继续。当时中国正处于大变局的时代，冯友兰和卜德的合作注定还要经历一番波折。冯先生继续回忆说：“卜德住在北京，经过平津战役，在围城之中，继续他的翻译工作，到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他已经翻译完毕。他看见中美关系不好，恐怕交通断绝，就带着稿子回美国去了。此后音信不通。一直到1972年邮政通了，我才知道，这部《中国哲学史》英文稿，包括以前在北京出版的那一部分，都已经由普林西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于1952年（按：应为1952—1953年）出版。”（《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30页）冯友兰大约未必知道，其大著的英译本自出版后不断重印，到1973年已经印刷了7版。

Habent sua fata libelli——这句拉丁文的意思是说：书也有命运。至于人的命运，则更是风云莫测。1978年10月，第一个美国学术代表团访问中国，卜德是成员之一，据代表团团长余英时记载，“自从代表团组建以来，冯友兰就是他最想见的人。尽管我们反复要求，但冯从未露面。”（《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32页）直到1980年代冯友兰走出“文革”阴影，两位合作者才于隔绝三十年后再次见面。

二

《中国哲学史》本来是为中国学人而写的专著，现在要翻译成英文，内容宜乎有所调整。

为了便于西方读者接受，卜德在征得冯先生同意后在翻译中对原著做了一些增删。首先是在正文之外增加了五个辅助部分：译者前言、中国哲学家年表、参考书目、索引、战国地图。正文中的增加主要是背景知识，有些直接加在正文中，有些则以译注的形式放在页下。如讲到墨子的时候，卜德有页下注云：“墨子的本名是墨翟，放在很多哲学家名字中的这个子（Tzu）字——如墨子、庄子等等——并不是他们名字，而是一种尊称，意思是‘墨大师’、‘庄大师’。”（英文本上册76页）在讲到孟子贵王贱霸的思想时，卜德的注释是这样的：“周朝的统治衰落后，它的权威被一些强有力的诸侯僭越，这些诸侯凌驾在其他诸侯之上，多次召集联盟会议，就被称为‘霸’（Pa）。根据传统的算法，春秋时期共有五霸：齐桓公（公元前685—643）、秦穆公（公元前659—621）、宋襄公（公元前650—637）、晋文公（公元前635—628）、楚庄公（公元前631—591）。”（英文本上册112页）除了这一类介绍背景的文字，卜德也会偶尔就翻译问题出注，例如关于人性问题，告子有一个重要观点：“生之谓性”（《孟子·告子上》）；卜德将这句话译成“That which at birth is so is what is called nature”，又出一注释道：“这句话意思含混，是中国哲学文献中最难确切传达的观点之一，关于对它的多种解释，读者可以参阅理查兹（I.A.Richards）的《孟子论心性》（Mencius on the Mind）一书的第23至28页。告子认为人性无所谓好坏，也不牵涉道德问题。他这句话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