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梁社乾的译本之后，英国人米尔斯（E.H.F.Mills）和在美国任教的华裔学者王际真在1930和1940年代陆续出版了自己的译本。由于《阿Q正传》的译本较多，所以有些选家在考虑选目时，出于平衡的考虑，就会倾向于那些较少被翻译的作品。夏志清在1971年编译的《20世纪中国短篇小说选》（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Stories）一书中，一开始选的就是郁达夫的《沉沦》，而完全没有选鲁迅的作品。因为夏志清为该选本定下了这么一条标准：“不收此前选本中已经选译的作品，也不重译已经有英译文的作品。”（“译者前言”）鲁迅的小说于是没有选入。

夏志清将自己的这一选本献给了“中国现代小说翻译的先驱者”王际真。王际真除翻译了鲁迅的若干作品之外，还翻译过张天翼、老舍、巴金等人的作品，1944年他将这些作品结集成《当代中国小说选》（Contemporary Chinese Stories）一书出版，由于此前他在1941年已经出版过专门的鲁迅小说选集《阿Q及其他》（Ah Q and Others：Selected Stories of Lusin），所以《当代中国小说选》只收了鲁迅的《端午节》和《示众》两篇小说——这两篇是先前没有翻译的。

王际真和夏志清这两位华裔学者都长期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他们主编和参编的四个选本都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由这样一家和中国现代文学渊源深厚的出版社再次推出《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文学读本》完全是顺理成章的。这个读本对于当代西方学术界全面了解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具有显而易见的重大意义。

与以前的选本相比，这一新的读本在小说部分首先收入了鲁迅的《呐喊自序》是很有眼光的。这篇重要的文章可以帮助读者了解鲁迅的生平和思想，从而加深对《呐喊》这本小说集的理解。《狂人日记》和《孔乙己》作为鲁迅最早的两篇白话小说，就思想性和艺术性来说，都足以代表《呐喊》的水平，也是无可挑剔的。这里的问题在于，选者似乎过于重视《呐喊》，而完全忽略了《彷徨》，显得有些不平衡。我们看以前的选本，基本上《呐喊》、《彷徨》都选，特别是《彷徨》的第一篇《祝福》的入选率也是很高的。夏志清曾指出，就总体而论，《彷徨》比《呐喊》好，他甚至认为“就写作技巧来看，《肥皂》是鲁迅最成功的作品”。（《中国现代小说史》）无论这些观点多么值得商榷，《哥伦比亚读本》中完全没有《彷徨》的一席之地，我以为是不太合适的。

除“小说，1918—1949”部分有鲁迅外，《哥伦比亚读本》还在“散文，1918—1949”中选了《野草》中的三篇：《题辞》、《秋夜》、《希望》和《准风月谈》中的一篇《男人的进化》。《野草》固然可以看做散文，但也可以看做诗（散文诗），其中有些篇章甚至被视为小说，一个眼前的例证是伊罗生编选的《草鞋脚》中就选了《风筝》一文。鲁迅优秀的标准散文有很多，我觉得编者完全可以从其中挑选，将《野草》列入散文部分似乎也是可以商榷的。

关于选本，鲁迅曾深刻地指出，它们所显示的，“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选者的眼光。”（《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他又说：“凡选本，往往能比所选各家的全集或选家自己的文集更流行，更有作用。册数不多，而包罗诸作，固然也是一种原因，但还在近则由选者的名位，远则凭古人之威灵，读者想从一个有名的选家，窥见许多有名作家的作品。……凡是对于文术，自有主张的作家，他所赖以发表和流布自己的主张的手段，倒并不在作文心，文则，诗品，诗话，而在出选本。”（《集外集·选本》）从《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文学读本》等几部中国现代文学选本来考察其“选者的眼光”并加以分析，是一件很有兴味的事情，对于鲁迅研究界的同道来说尤其是如此。

原载2011年9月19日《文汇报》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英译本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一部名著，也是最早被翻译成英文的著作之一。冯先生在《三松堂自序》中谈到这本代表作时说：“听说一直到现在在西方各大学中，讲中国哲学史的，都还以这部书为依据。这是因为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新的外文的《中国哲学史》出现。”（《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30页）冯先生说这些话的时候，离《中国哲学史》上册英文本问世（1937年）已将近半个世纪了。

一

冯著《中国哲学史》分上下册，上册（《子学时代》）由神州国光社于1931年出版，1934年上册和下册（《经学时代》）全部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出版后，不仅受到中国学界的高度评价，也引起了海外学者的关注。随着英译本的出现，它逐渐成为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哲学的必读书。

冯著上册的英译本于1937年由北京的法文书店出版（1952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再版），下册的英译本1953年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前后两册的出版时间相隔如此之长，主要是由于战争和动荡的政治局势。英译者是美国汉学家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