击，做最后的绝望挣扎，不过是困兽般的哀鸣罢了。

也就是自此之后，新文化派人士无论在气势上，还是在学理上，都已经明显处于压倒性优势，钱玄同和刘半农于此间的努力功不可没。

作为文学革命的声援者和呐喊者，钱玄同并不兼事创作，一生未做过一首新体诗。但是，钱玄同却有很深的文学造诣。早在清末留学时期他就跟章太炎先生合办《教育今语杂志》，用白话文撰写论文。坊间流行的《章太炎的白话文》一书，文章多出自钱玄同手笔。归国后他又在浙江办过《通俗白话报》。第一篇近于白话的论学书，就是钱玄同与陈独秀在《新青年》3卷6号发表的通信。《新青年》杂志从4卷1号起刊登白话文章，使用标点符号，也是钱玄同宣传、鼓动、争取的结果。此后，钱玄同用白话撰写了大批杂文，对守旧文人和封建遗老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他的文风慷慨豪放，有如长风穿谷、奔流击石，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均有较高建树。

在废弃文言文、采用白话文的运动中，钱玄同则是当之无愧的先行者和最有力的推动者。作为海内知名的文字学家，钱玄同在改革汉字方面居功甚伟。1917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对文学刍议的反应》，激烈反对作文“用典”，倡导不用典的胡适主张“工者偶一用之，未为不可”，但钱玄同走得更远，他说：“凡用典者，无论工拙，皆为行文之疵病。”他提出“文学之文，用典已为下乘；若普通应用之文，尤须老老实实讲话，务期老妪能解，如有妄用典故，以表象语代事实者，尤为恶劣。”他还主张改革书写格式，提倡用标点符号，还采用和西方书写方式相同的左起横写的书写习惯，这一主张率先在《新青年》杂志得到应用。著名语言学家黎锦熙在《钱玄同先生传》一文中说：“《新青年》用新式标点符号，是从民国七年（1918年）4卷1号起的，这是中国直行汉字而用标点符号排印的第一本书，出版时，许多人一见就哈哈大笑……”蔡元培对这一成就，曾公允地评价说，这结果是出自“玄同提倡白话文的努力”。

当时不少学者都激烈偏执，但像钱玄同这么极端，还真不多见。他自号“疑古玄同”，对过去的大师，常持坚决否定态度。作为古文派大师章太炎的入室弟子，钱玄同受老师影响，有非常高的古文经学造诣，然而他后来也拜今文经学大师崔适为师，并自称“乃始专宗今文”。实事求是地说，对于古文和今文，钱玄同都是背离师门的逆徒。20世纪20年代初，钱玄同和大学刚毕业的顾颉刚讨论今古文，以《聊斋志异》上的故事举例，说明他们这一代学人治学应该有的态度。书生桑生先后接纳了两名女子，这两个不安分的女人，老是互相攻击，一个说对方是鬼，一个说对方是狐，桑生起初以为她们只是妒忌，说着玩玩，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发现她们果然是鬼是狐，事实证明两个女人说得都对。这个故事正好可以用来面对今古文之争，今文学家说古文经过刘歆伪造，说得是对的；古文学家说今文不符合孔子的意思，也是对的。因此，现代学人今天要做的事情，就是用古文学家的观点来批评今文学家，用今文学家的观点批评古文学家，从相互指责之中，把各自的假面目戳破。

钱玄同的旧学十分了得，像他这样的弟子，做老师的想恨都恨不起来。他提倡废除古文，甚至要废除汉字，不是因为自己不行，而是为了要让后人学起来方便，是纯粹为后人着想。钱玄同能写一手漂亮的隶书和篆字，曾用小篆抄写章太炎的《小学问答》刻印出版，这事遭到了鲁迅的指责，认为像他这样激烈的人，不该这样复古。

钱玄同不仅呼吁提倡白话文，简化汉字，他还提倡世界语，因他的提议，北京大学一度还真的设立了研究世界语的研究机构。世界语的未来虽然至今还不好说，但世界越来越呈现出需要通用语言的趋势却是不争的事实。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说，钱玄同绝对是具有超前的世界眼光的大学者。

钱玄同曾说：“我所爱的中国是欧化的中国！”这很容易使钱玄同被误认为是一个崇洋媚外的家伙，但这显然不是事实，否则就不能理解钱玄同晚年的抗日行为。实际上，钱玄同不是当时普通的“全盘西化”论者，他对“欧化”有自己独特的解释：“所谓欧化，便是全世界之现代化，非欧洲人所私有，不过欧洲人闻道较早，比我们先走了几步。我们倘不甘‘自外生成’，唯拼命去追赶这位大哥，务期在短时间之内赶上。”他认为，只要不三心二意，左顾右盼，就一定能赶上这位大哥，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和他们并辔前驱，笑语徐行”了。从这我们可以看出，钱玄同激烈的反传统行为，其实是对当时祖国的落后和混乱怒其不争，因爱之深才痛之切的正常反应。

《狂人日记》催生始末

钱玄同在向《新青年》撰稿的同时，也在为该杂志寻求合适、优秀的撰稿人。他自然不会忘记在东京的同窗好友周树人（鲁迅）、周作人两兄弟，认为他们是国内少有的文学人才。钱玄同经常到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的补树书屋，劝说周氏兄弟为《新青年》撰稿。周作人很快就有稿子交来，而其兄鲁迅却迟迟没有动手。钱玄同做事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为能约到周家兄弟的稿子，不厌其烦经常拜访他们。他与鲁迅又都十分健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