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百年中国里，最早在科学的基础上提出“优生优育”的学者。

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列强的欺辱使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忧患，有识之士无时无刻不在寻找救国保种的道路。潘光旦先生逝世20周年时，费孝通曾说潘先生一生的学术，最基本的目的是“强国优种”，从德智体三个方面开展研究，希望能提高中国人的根本素质。

潘光旦主张教育应当培养出“士”的情志，平时牢守“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危难中体现“见危授命”、“士可杀不可辱”的志节。针对我们民族的弱点，潘先生还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生育节制，生得少、生得优，而且都留得住；增益民族身心品性中刚劲的成分等。

潘光旦认为解决问题的基本途径不在政治、经济、社会的种种安排，而在教育。我们“毕竟是中国人，将来是要为自己的国家做些事的。读洋书与去国外，只是为达此目的而进行的一个手段”。他主张大力提倡通才教育，革除把科学偶像化的教育，重新认识科学的真正性能：存疑而不武断，宽容而不排斥，通达而不蔽锢。此外，潘光旦还旗帜鲜明地提出“人文学科必须东山再起”的观点。

潘光旦是学行合一的一个人，他不仅读书和做学问，而且还要使自己的学问和行动能够直接有益于国家、有益于民族、有益于社会。他刻在自制烟斗斗腹上的十二字铭文，其实正是他本人最恰当的写照：“形似龙，气如虹，德能容，志于通”。

教授“完全是赚钱机器”

关于教育，孔子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蔡元培说：“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鲁迅说：“教育是要立人。”卢梭说：教育是培养“既能行动又有思想的人”。爱因斯坦说：“什么是教育？当你把受过的教育都忘记了，剩下的就是教育。”雅斯贝尔斯说：“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性知识的堆积。”但在今天，我们的教育已经成为了一个问题，其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自由，学习不自由，思想不自由。

早在1930年，潘光旦就在一篇文章中说：做学问的目的，本来是让人们越来越多了解它，从而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潘光旦认为，如果说西方教授已经是学问之大敌的话，那么中国的教授恐怕连这个资格也没有！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西方教授还能制造许多术语来唬人，但是中国大多数教授连本专业的术语也记不清楚。第二，西方教授还有本领加入某一派系，中国教授“除了介绍西方几本教科书以外”，根本不做真正的研究。第三，西方教授不经过十年或数十年的磨难和谨严的学者生活，是不会得到这个头衔的。

还是在1930年，潘光旦在《教授待遇与今日流行之兼任讲师制》一文中就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大学聘请教授，有一个很普通的原则，便是一个‘专’字。凡是在某行学问上有专长的，便有被聘请当教授的资格。这个原则是不错的。但是在大学方面，待遇起教授来，也应当有一个简单的原则，也便是一个‘专’字。凡是能专诚待遇教授的大学，他一定可以得到教授们的信任和努力。”可见，用“学有专长”的原则聘请教授，以“专诚”的态度对待教授，是大学管理者必须具备的一种素质。

在这篇文章中，潘光旦还谈到大学管理的另一个原则，那就是要“使教授们得到精神上的谧静。”因为“教授的任务，一半在教导学生，一半也在他的专门学问上继续用功夫，更求造诣的精到，而研究功夫的第一条件便是生活宁静。”这个意见不仅适于年长的教授，也适于年轻的教师。因为做学问和其他事情不同，它需要静下心来，排除杂念，钻研多年，才能有所收获。

潘光旦认为弄清楚教授与讲师的区别特别重要。所谓教授，除了给学生上课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在日常生活中用自己的人格来影响学生。也就是说，真正的教授是不能屈从于世俗社会，每天为应酬而吃吃喝喝、为挣钱而跑来跑去的。正因为如此，潘光旦在这篇文章中说：“学校应当使学生和教授的人格有密切的接触。要有这种接触，第一条件也便是要使教授获得精神上的宁静，因为不宁静，人格便不能充分表现。”他还说，由于名牌教授有限，许多大学争相邀请，这就使他们每天疲于奔命，根本没有时间去做学问。至于学生，也只能在课堂上见上一面，下课后根本没有接触机会。因此他认为，这种“东也讲一次，西讲也一次，讲一次算几块钱，讲完了就走”的教授，完全是赚钱机器，在教学效果上，与留声机类似；在人格取向上，与走江湖的艺人没什么两样。

1932年，潘光旦就在《教育与成见破除》一文中指出：“教育有两大目的，一是教人认识自己，尤其是认识自己在能力上的限制，二是教人破除成见，少受些成见的蒙蔽。”他认为，由于我们总是把精力放在学制调整、课程设置方面，不重视认识自己、破除成见的问题，因此培养出一大批毫无判断力的青年。这些人在学校学会了道听途说、鹦鹉学舌的本领，出了学校以后，就只能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了。

为了让学生认识自己，少受蒙蔽，他在《完人教育新说》中指出，学校应该提倡“价值意识”的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