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隐士蟹寄住螺壳比喻，作一联，送给前来看他的学生李树青，联语是：

螺大能容隐士蟹，

庭虚待植美人蕉。

他请李提意见，李便和他开玩笑：“此联是否已征得潘太太首肯？否则，我建议用‘寿仙桃’代替‘美人蕉’。”潘光旦开颜大笑：“原意在属对，并无金屋藏娇之意。”

狼烟岁月业余生活贫乏，清华大学的职员们也喜欢打麻将，以致小偷乘空而入竟不知。作为教务长的潘光旦，写了一封信贴在他们客厅的门柱上，大意是希望他们玩要有“度”。又说：其实打麻将没有什么不好，娱乐一下也不错。我也喜欢打，偶尔玩玩，只是应当找个合适的时间。最后说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不妨找个礼拜天，到舍下摸几圈如何。他这种幽默的批评，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大家会心一笑。从此，滥打麻将的现象不再发生了。

张元济：为中华文明“续写”

张元济（1867—1959），号菊生，浙江海盐人。出生于名门望族，书香世家，清末中进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后在总理事务衙门任章京。1902年，张元济进入商务印书馆历任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董事长等职。解放后，担任上海文史馆馆长，继任商务印书馆董事长。

“此是良田好耕植”

1898年发生的戊戌变法，是晚清王朝最后一次自救的努力，也是最后一次革新的机会。但是，它失败了。参加、支持和同情戊戌变法的，被杀的被杀，革职的革职。当时的翰林院里，张謇去办实业了，蔡元培回老家教书了，原本等着坐牢杀头的张元济，因李鸿章相助而幸免。李鸿章将他推荐给盛宣怀，于是他来到了盛宣怀创办的南洋公学当了译书院院长，后来还当了南洋公学的校长。

19世纪末的上海是中国的新学枢纽之所在，新式学堂、学会、报刊、出版印刷机构不断地从这里辐射全国。这对于主张以西学开启国民心灵的翰林张元济，无疑是巨大的吸引。南洋公学是当时中国少有的设备最完善、人才最鼎盛的高等学府。到南洋公学任职，可以说是张元济理想的延续。

在张元济的主持下，译书院出版了严复翻译的《原富》。这是英国学者亚当·斯密的著作。在100年后的今天，这本书仍然是经济学的经典著作。

当时，张元济看重的是英才的培养。他和蔡元培等很多先贤一样，以培养人才为首要，他们痛感变法维新的失败是没有人才的基础。所以，张元济在南洋公学期间，创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