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了13册照片和图片，并发行了300多张明信片。

在1912年商务印书馆推出的那套教科书上，相应地题写上“共和国教科书”，并在《东方杂志》上庄严地宣告：“民国成立政体共和，教育方针随之变动……教育部第七条通令先将小学各种教科书分别修订，凡共和国民应具之知识与夫，此次革命之原委皆详叙入，以养成完全共和国民。”

然而，革命推翻了清专制王朝，民主共和体制却如镜中之月，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1915年夏秋之季“洪宪帝制”似乎呼之欲出。此时商务刚发完秋季课本，正筹划春季使用教材。张元济为此大费周章，因为当时商务版课本名《共和国教科书》，一旦洪宪帝制成功，那就与国体不符；如果继续观望，春季时又无教材供应。几经权衡后，张元济决定把将课本中平等、自由这些与帝制相左的词语删掉，书名也改成《普通教科书》印刷出售。要知道商务印书馆这一举动比袁世凯下令“接受拥戴”还要早上20天。

张元济在教科书上如此“迎合”帝制，不是说明他心底真正拥护袁世凯，而是为了商务印书馆生存所需的权宜之计。当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在全国一致讨伐声中黯然下台，张元济立即指示各分馆撤去《普通教科书》，应迅速推广《共和国教科书》。

说他见风使舵也好，说他没有立场也罢，但这招确是“在商言商”的生存智慧。

张元济对身份敏感者的著作也一律不出版、不代销。比如张氏本人与康有为虽私交不错，而且曾在戊戌变法中并肩作战过，但当康某提出的要商务印书馆代售其《不忍》杂志和出版攻击民国的《共和平议》时，张氏不留情面地婉言拒绝，延宕两年后才勉强应允。要知道康某进入民国来思想仍旧顽固不化，张元济当然不想让人感觉商务印书馆也在拉历史倒车。

张元济甚至拒绝过孙中山的书稿《孙文学说》。1918年孙中山在广州的国民军政府改组中受排挤，愤而宣布辞去大元帅职务。他反思民国以来革命不断挫败，其原因是思想错误造成，提出“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学说。于是亲自操刀，直到1919年4月初这本《孙文学说》才脱稿。

孙中山托人把稿子送到商务印书馆时，没想到却遭到了张元济的拒稿。因为张元济反复权衡，觉得此时正值南北和谈僵局之际，孙中山依然是敏感人物，这本书几乎等同于烫手山芋。

身为堂堂共和国父居然吃了闭门羹，孙中山一气之下想要发文来告白天下，以昭示商务印书馆乃保守反动之机构。这让孙中山一直耿耿于怀，直到1920年初孙中山在《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中，仍以极其严厉的措辞批评了商务印书馆负责人为“保皇党余孽”。

连孙中山的书稿都敢拒绝，何况其他无名之辈呢？被张元济拒之门外的书稿还有陈独秀的。1928年在国民党狱中的陈独秀寄来《中国拼音文字草案》，张元济宁愿赠他几千元稿费，也不愿意给商务印书馆带来任何风险。

有道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张元济吃过政治的亏，自戊戌那年后他就与政治绝缘。当年和他一起参与变法的梁启超、熊希龄等人在民国又东山再起，而他却看破宦海沉浮的险恶。1913年时为北洋内阁总理的熊希龄邀请张元济任教育总长，张氏自言“自维庸劣，终不敢误我良友、误我国家，并误我可畏之后生”。委婉地谢绝入仕。

抗战期间，商务印书馆内迁，而张元济留居上海孤岛，拒绝与日本人和汪伪政府合作。生活窘迫之际，宁可卖字为生。有次汪精卫政府高官送来一幅画卷请他题字，并附有支票。他退回支票，修书一封曰：“是君为浙省长，祸浙甚深……以是未敢从命。”民族气节与对政治警觉避免了张元济下水。

自诩为“戊戌孑遗”的张元济，见过了自晚清以来几乎所有的改革与挫败、维新与复辟、欣喜与悲痛。所以，他能把商务印书馆的事业与现实政治活动拉开一段距离，维护着一个文化机构相对独立。当然他并没有完全超脱现实来进行自己的事业，更没有对变革呈现出保守或抵制的心态，而是与时俱进，在选择中创新。

送中文打字机参加世博

1910年3月17日，中国近代出版业的开拓者、商务印书馆掌门人张元济登上了从上海开往欧洲的轮船，开始长达半年的环球考察。这次出行，他将访问欧洲和美国，抵达比利时的时间被特意安排在1910年7月，因为比利时布鲁塞尔世博会就在此时举办。

1910年夏天，尽管此时的比利时凉爽舒适、气候宜人，但身处他乡的张元济却心情无比压抑，万般不快犹如郁结的乌云一般。

一幅幅家乡的画面在张元济脑海中浮现：囚犯戴着镣铐枷锁血肉模糊；顶着大辫子的男人歪躺着手捧烟枪；小脚女人步履蹒跚……这就是20世纪初的大清国。然而，令张元济更为痛心的是，刑具、烟枪、缠足鞋……这些竟然堂而皇之地走上了世博会。

“凡人未有不自炫其长而欲人之夸誉者，亦未有故暴其所短而欲人之耻笑者，而吾国独及是，何以见之，见于出洋之赛会。”在亲历世博会之后，张元济愤怒地写下这段话。

那一届世博会，张元济亲见了法德等国展馆的广大、展品的繁多，也看清了大清国的黯然失色。展览会场狭小，就连“世界至小之摩纳哥”都远不及；展地偏僻，展品虽有瓷器、绸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