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刺绣、漆器，但都粗陋下等、零乱琐杂，甚至比不上苏杭、广州的杂货店。中国参展仅耗银2万两，尚不及慈禧太后一天的日常开销。

同时，他还从留学生的口中得知了许多与世博会有关的事件：在1905年举办的比利时列日世博会上，中国的展品中竟有刑具、鸦片、缠足鞋等物，留学生们奋起抗议，展品这才撤去。

这一届世博会，张元济先后前往不下六七次，在中国展区中，他看到前来参观的西方人寥寥无几，不少西方人面对中国展品皱着眉头、频频摇头，只看了一会儿便疾步离去，其鄙夷不屑之态如利剑，刺伤了张元济的心。难道我们花钱参展就是为了换购欧美人对中国鄙夷不屑的念头吗？望着东方，张元济心情格外沉重，他害怕，西方国家会专门摘取中国国民的短处、中国国力的衰弱，以此为借口，张扬其殖民东移的气焰。

仅在张元济访问西方各国后的一年，中国就发生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随之瓦解。

与当时的许多人见解一致，张元济也认为“开启民智”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开启民智”的理念引领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走进世博，而世博更坚定了张元济培养人才、普及国民教育、“扶助教育为己任”的信念。

1910年比利时世博之行对于张元济的触动不可谓不大，他特地为此写下了一篇《中国出洋赛会预备法议》寄回国内，发表在当时影响最大的《申报》和《东方杂志》上，并提出了“吾中国欲侧足与世界，不可不以赛会为之先导”的观点。

在文章中，张元济阐述了中国应该如何参加世博会等一系列理念。比如他认为世博会不仅仅是一个振兴商业的平台，它与军事、教育等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一方面可以在世博会中展示自己，改变西方人认为中国落后的印象，同时也可以看看别人是怎么发展的，引以为鉴。此外，张元济还提出要为参加世博会精心挑选展品、培养人才，不可以恶俗粗劣之物充数，也不可以不学无术者为之。

张元济回国之后，亲自领导商务印书馆尽可能多地去参与世博会。从目前掌握的资料中确认，1910年之后商务印书馆至少参与了1911年都灵、1915年旧金山、1926年费城三届世博会。展品中包括商务印书馆自己出版的书籍和教科书、教具模型、理化仪器等，并先后取得了不少奖项。1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