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抗战后在日所见中国古物报告书》，向有关部门报告。这次调查，追回了周口店遗物、中央图书馆藏经典书籍等重要文物文献。但是，李济一直遗憾，没有找到“北京人头骨”。

1937年，在殷墟第15次发掘收工后仅18天，“卢沟桥事变”爆发。因为李济从1934年起接替傅斯年担任中央博物院（中博）筹备处主任，“史语所”与“中博”向西南搬迁之事，便由傅斯年交与李济负责。“史语所”搬迁的第一站是经武汉到长沙，在那里只停留了3个月，因为日机不断轰炸，决定继续西迁至昆明。

在搬迁西南之前，考古组发生了一件空前的事：好几位青年人纷纷投笔从戎，离开了“史语所”。李济为此心情矛盾：一方面安阳发掘的成绩太重要，但研究工作还未正式展开，人员散去了，将来怎么办？另一方面，大敌当前，连自己都萌生前线杀敌的念头，何况这些热血青年？1937年初冬的一天，在长沙公路边一个小饭店里，李济、董作宾、梁思永等全体人员都在这里喝了饯别酒，送走了尹达、祁延霈、王湘等人。他们大多数后来去了延安，所以这一次分手后他们就再也没见过面。

从桂林经越南辗转到了昆明后，“史语所”在这里安顿了两年。此间李济最欣慰的一件事就是吴金鼎、曾昭（注：曾国藩的曾孙女，60年代自杀）、夏鼐等从英国返回昆明，成为中国考古界的新生力量。

1940年冬，因滇越线战事吃紧，“史语所”、“中博”又迁离昆明，到达四川宜宾的李庄镇。

李庄六年，是抗战时期“史语所”和“中博”相对安定的一段日子。在李庄还有一段小插曲。一次搬运时，不巧撞坏了一个木箱，里面的人头骨和体骨标本全都暴露无遗。当时农民一片哗然，加之此前有位来自广东的同事打了条蛇吃以解馋，当地人便传说这个机关不光吃蛇“还吃人”。后来只好由李济与所长傅斯年等人出面，邀请当地官员和地方乡绅座谈，再三向他们解释研究人骨的意义，请他们对民众做些必要的解释，这才化解了一场危机。

1941年12月，日军侵占香港，“史语所”原存香港的文物，全部损失；次年3月，日军侵占长沙，“史语所”存在那里的文物也悉告损失，这让李济痛惜不已。不仅如此，因为医疗条件太差，他的两个女儿鹤徵和凤徵，分别在1939年和1942年在昆明和李庄病逝，凤徵去世时才17岁。对李济来说，那真是一段内忧外患的日子。李济夫妇一生生育了四个孩子，大女儿幼时便夭折，这样，只剩下了一个男孩子。他们后来把舅舅家的孩子过继来，取名“光周”，李光周后来也成为一个考古学家。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李济以专家身份被派参加中国驻日代表团，赴日本各地调查战时被日本掠夺的中国文物，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李济五次寻找“北京人头骨”而未果，他以此为终生憾事。

1948年12月，中研院史语所由南京直迁台湾，所里全部图书、仪器、标本共装了上千箱，连同故宫、“中博”的重要文物一并船运。那时许多文物刚从大后方运回南京，还来不及开箱，又要搬到台湾。

安阳殷墟文物也在转移之列，李济是这次的押运人。很多人反对文物搬迁，李济也很矛盾，但他的第一考虑是保护文物，他说：要文物是安全的，去哪个地方无所谓。有人劝他不要跟着船走，怕危险，但他不听。那时候很多知识分子还对国共和谈抱有希望，想着躲避一段战火，等安定后再继续从事自己的研究。

叶企孙：一个真正大写的人

叶企孙（1898.7.16—1977.1.13），上海人。中国卓越的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物理学界的一代宗师。1918年毕业于清华学校，旋即赴美深造，1920年获芝加哥大学理学学士学位，1923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4年回国后，历任东南大学副教授，清华大学教授、物理系系主任和理学院院长。他还是中国物理学会的创建人之一，曾任中国物理学会第一、二届副会长，1936年任会长等。

“事关抗日”，极力支持

1937年，卢沟桥事变，平津沦陷，叶企孙于8月中旬随清华大学师生秘密赴天津准备转道南下。就在等船的时候，叶得了副伤寒症，不得不住进天津医院治疗。在治疗期间，他得到了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从南京拍来的密电，令他在天津留守，组织部分人员负责接待经天津转道南方的清华大学教职员工。叶服从了这一决定，并于10月初出院后移住在天津“清华同学会”办公处，一边疗养，一边主持接待事宜。熊大缜作为叶的助手随侍左右，并出面署理食宿接待、买船票、送站等繁琐事务。旧历年过后，清华教职工大部分已经南下，叶的留守已无必要，遂准备赴长沙。正在这时，又听到已迁长沙的清华、北大、南开等组成的临时大学欲再迁昆明，叶决定稍缓行动，以便不经长沙而直达昆明。就在这个滞留的空隙，一个决定叶、熊二人命运的意外且有几分诡异的事件发生了。

1938年3月的一天，熊大缜突然对叶企孙说：“我要到冀中区去，帮助那里的人们进行武装抗日，那里需要科技人员帮助。”

叶听罢有些吃惊，便问：“是谁介绍你去的？”

熊答道：“是一位姓黄的，事情紧急，我这几天就要动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