俯身捡拾几片暴露在地面的碎片，仔细一看：不得了，全是史前的陶片。回来后，李济决定将西阴村作为第一次考古挖掘的现场。从10月15日到12月初，考古队在西阴村不仅发现了10多万片史前陶片，还出土了大量石器、人骨、兽骨、贝壳片等。最有意思的是，发现了半只被利器切割过的蚕茧壳。这一发现表明，中华民族在史前就家养蚕茧。1995年9月，为纪念李济先生诞辰百年，台湾“故宫博物院”举办了一场为时8天的“特展”，所展文物仅一件，即半个蚕茧壳，可见这半个蚕茧壳的“分量”。

这次发掘，捡拾起中华文明一段重要历史——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更标志着现代科学考古进入中国。他们制定了《山西省历史文物发掘管理办法》，明确“发掘所得归国家所有”；在西阴村，他们没有将整个遗址挖开，而只是选择了一小块面积。挖掘中，李济创造的“三点记载”、“层叠”、“探沟探坑”等田野科学考古工作方法，奠定了现代科学考古的基石，今天仍被考古界沿用。

我国著名学者、“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先生曾说过：“现代考古学真正系统地在中国展开，是从1928年李济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考古组主任后，主持对殷墟进行发掘开始的。”

殷墟文化遗址，20世纪中国重大考古发现之首。使殷墟——今天的河南安阳走向世界的，当属李济先生。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对殷墟的15次挖掘，有14次是在李济先生主持下完成的。1928年10月，正在美国的李济收到傅斯年的电函，希望他尽快回来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这时，由中央研究院组织的对殷墟的第一次挖掘正在进行。年末，李济回国。第二年3月，中央研究院对殷墟进行第二次挖掘。以后，差不多每年的春秋两季，研究院都要在李济的主持下对殷墟进行挖掘，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

安阳殷墟考古，最初的目的是寻找有文字的中国古代史，即人们通常说的“甲骨文”。1929年，李济主持的殷墟第3次挖掘，出土了著名的“大龟四版”。这是在殷墟首次发现的大块甲骨，龟版上刻满了殷商时代的占卜文字。1936年6月，对殷墟的最后一次挖掘，获得了至为重要的成果：12日是这一“战役”的最后一天，下午4时，在小屯村的一个地下贮藏坑里发现了龟版。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一块块取出。谁知，当取出3760块时，还只是一个面上部分。于是，决定再延续一天。第二天，当太阳下山时，他们的工作还没有结束。后来，又用了4个昼夜，才将埋藏珍品的土块整体起出。经过几个月的整理，这次共发现有字甲骨17096片。

在殷墟，与甲骨文同时出现的还有青铜器、玉器、日用器具、人兽骨、建筑遗迹等等。1935年的第11次挖掘，清理了10座大墓、1200多座小墓。大墓中有大量刻纹石器、玉饰品、青铜器等，小墓中的埋葬躯体，呈俯身、仰身、屈身等不同姿势，还有一跪着的人体残部。显然，小墓是陪葬墓，这是一处殷商王朝的王陵。1936年4月的第14次挖掘，则发现了一个埋有完整马车和四匹马的车马葬坑。这是第一次发现商代交通工具，又一次轰动中外学术界。一个失落3000年的殷商王朝，天降般地出现在世人面前。

在《中国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问题》一文中，他说：“中国的史学家把中国古史看作长城以南的事，长城不只是疆域的界限而且成为精神的界限；要找中国人的民族和文化的原始，在北方的一面，都被长城封锁了。”“总之，我们若把中国历史看作全部人类历史的一部分，它比传统的历史远得多。”“我们讨论中国历史最要紧的一点，与过去不同的一点，是我们感觉到，并已证明，上古史的史料除了文字记录以外，还有另外的来源；由这些来源所得的新材料，已经引导出了不少新的问题，并且已经是一般史家所接受的了。他们必须收纳考古学与民族学的资料，这些新资料，不但帮助他们解决旧问题，而且启发新问题。”

在《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一文中，他说：“中国历史是人类全部历史最光荣的一面，只有把它放在全体人类历史的背景上看，它的光辉才更显得鲜明。把它关在一间老屋子内，孤芳自赏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他还阐述了新史学家应该达到的四个境界：第一个境界就是地质学家丁文江先生告诉他的朋友的话，他说：“中国境内作现代学术工作，真是遍地黄金，只要有人拣。”这是讲要尊重本国的学术资源。第二境界可以说是“百闻不如一见，靠别人不如靠自己”，这是讲作为新史学家应该重视从实践中去获取知识。第三个境界应该是“宁犯天下之大不韪而不为吾心之所不安”，原始资料遇了这种有勇气的人，庶几乎可以相得相辅了。第四个境界，姑称之为“无用之用是为大用”。这最后一个似含有为历史学等学术之境遇辩护之意。他最后总结说：“在这一境界中作历史学语言学的工作，可以说和生物学家地质学家的工作情形是同样的。”

文物在哪里，人就在哪里

抗战胜利后，李济以中国赴日代表团顾问的身份，前往日本东京、京都、大阪等地调查战时被日本掠夺的中国文物文献。回国后，李济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