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

也是一封替北洋集团写的“投降信”——试图将北洋整体打包贱卖给东北军！

段祺瑞对此深感屈辱与不甘。

他绝不愿意以一个“袁世凯指定的、需要向新主汇报效忠的下属”身份去投靠东北军。

那将使他在未来的权力格局中天生就低人一等，丧失了讨价还价的最佳时机与平等地位。

因此，段祺瑞采取了双管齐下、更为主动进取的策略。

一方面，他对袁世凯虚与委蛇，回复称“正在遵照大总统指示，设法与东北方面进行接洽”。

以此敷衍、稳住那位名义上的上司，避免过早撕破脸皮。

另一方面，他立刻绕过袁世凯的“官方”渠道，以自己个人及其派系的名义。

秘密派出了级别更高、更受信任、也更具谈判授权的核心代表，以最快的速度赶赴沈阳。

他的目标非常明确，要与东北军进行直接、对等的谈判，甩开袁世凯这个“中间人”！

段祺瑞预设的谈判核心立场强硬而清晰：

“我能代表北洋大半的军事与政治力量，我有能力主导华北乃至整个北方的政权和平移交，避免大规模战乱。

但是，我的合作是有条件的。

我必须是东北军在关内首要的、乃至是唯一的战略合作者与政治代理人。

未来的关内秩序，应由我段祺瑞及我所在派系，在东北军的支持下或默许下来主导构建。

而不是通过袁世凯那个已经破产的框架来过渡。

更不是让东北军直接来接收一堆散沙般的军阀！”

他试图将自己定位为东北军入主中原不可或缺的“钥匙”与“管理者”，而非一个等待收编的部属。

为了增加自己的谈判筹码，段祺瑞还施展了更为深远的外交手腕。

他暗中派遣心腹，秘密联络南方护国军中的实力派人物，如云南的唐继尧、广西的陆荣廷等。

传递信息，制造一种“如果东北军大举南下，意图吞并全民国，

那么，我们南北双方应该考虑暂时放下眼前恩怨，联手自保，共同制衡这个更强大的外来者”的舆论与战略暗示。

此举旨在向东北军施压，暗示自己并非别无选择，从而在谈判桌上争取更有利的地位。

而冯国璋的反应，则更趋向于传统意义上的“狡猾”与务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