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漏偏逢连夜雨。

近来，北洋政府因持续对西南护国军用兵，军费开支浩大，本就捉襟见肘的中枢财政更是紧张到了极点。

对潘钜楹、张广建这类远在边陲的“忠袁”派将领的支持力度，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断崖式下降，饷银拖欠已成为常态。

两人正为此焦头烂额，深恐哪一天部队因断饷而彻底失控。

他们自己不仅官职不保，性命都可能堪忧。

就在这内外交困、进退维谷的节骨眼上，袁世凯的密电如同黑暗中的一道光亮（尽管这光亮可能来自即将熄灭的烛火），送到了他们手中。

命令他们“主动与东北军接触，表达尊奉之意”。

对潘钜楹和张广建而言，这哪里是催命符？

这简直是天赐良机，是摆脱眼前绝境的救命稻草！

若不紧紧抓住，岂非成了不识时务的傻子？

向东北军统帅杨不凡表示“袁公之后，绥远（甘肃）上下愿遵从阁下号令”，这番表态对他们来说，堪称一举多得、一石数鸟的妙棋！

首先，这完美契合了他们“忠袁”的政治标签。

他们可以对外宣称：

我们是大总统袁世凯的忠心拥护者，如今大总统亲自密电指示我们如此行事，作为忠心的部下，我们别无选择，只能遵照执行！

这既维持了“忠诚”的人设，避免了立即背上“叛袁”的恶名。

又将与东北军接触的责任推给了袁世凯本人，为自己未来的转向提供了最冠冕堂皇的理由。

其次，也是最为现实和迫切的一点：

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向东北军伸手，索要那令他们头疼无比、已然迫在眉睫的军队粮饷。

潜台词清晰无比：

我们都已经决定投靠您、遵奉您的号令了，现在我们就是您的潜在部属。

您难道能眼睁睁看着，未来可能为您守土御边的士兵们忍饥挨饿，甚至因为欠饷而哗变溃散吗？

以东北军雄厚的财力物力（扩军数十万不见力竭，还新占了朝鲜半岛和沙俄远东辽阔土地），接济他们这支规模不算庞大的民国军队，似乎并非难事。

这等于将最棘手的财政包袱，巧妙地甩给了东北军，解了燃眉之急。

第三，这步棋还蕴含着更长远的政治与军事图谋。

一旦明确获得东北军的认可与支持，潘钜楹和张广建便获得了一张极具分量的“虎皮”。

他们可以借助“已获东北杨大帅首肯”或“奉未来元首之命”的名义。

来压制、分化，甚至武力清除那些长期以来不服管束，处处掣肘他们的当地军阀与地头蛇！

东北军的威名与潜在武力后盾，将成为他们整肃地方、强化个人权力的最有力工具。

若能成功，他们便不再是那个有名无实的“空头将军”或“傀儡督军”。

而是真正能够掌控一方、名副其实的封疆大吏，在新旧交替的乱局中，不仅保住了权位，还可能使之更加稳固。

因此，对潘、张二人来说，响应袁世凯密电接触东北军，绝非简单的奉命行事。

而是一次精心算计的危机转化，与权力再巩固的投机。

他们试图以“忠诚”为外壳，以现实困境为借口，将自身捆绑上东北军这辆看起来正在崛起的战车。

以期解决眼前生存危机，并谋求未来的更大发展空间。

……

在北疆与内陆的督军们各怀心思、纷纷北望之际。

远在帝国最西陲的新疆，其统治者督军杨增新。

则以一种更为复杂、深远且充满忧虑的目光，审视着这场由袁世凯密电掀起的暗潮，以及其背后东北军的崛起。

他的情况，相较于前述诸人，显得尤为特殊。

尽管东北军的铁骑已经踏入了外蒙古，兵锋所指，震动朔漠。

但其战略重心显然放在北方的沙俄远东地区，主要精力用于对俄作战及应对即将到来的协约国干涉。

目前看来，直接威胁新疆的军事行动尚未提上日程，两者之间尚有广袤的蒙古高原与戈壁作为地理缓冲。

然而，对于杨增新这样一位以精明务实、善于在夹缝中求存而着称的边疆大吏而言。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的警句始终萦绕其心头。

自东北军进入外蒙古那一刻起，杨增新就高度警惕，大大加强了对东北军动向及外蒙古局势的情报收集与分析。

车臣汗部几乎未经抵抗，便主动投靠东北军。

随后，土谢图汗部与塞音诺颜部在色楞格河战役惨败后，也迅速举旗归附。

这些消息如同冰冷的北风，一阵阵吹过天山，让他感到丝丝寒意。

而最新的情报更让他心头一紧，与新疆接壤的邻居、外蒙古西部重要的札萨克图汗部。

在东北军赫赫兵威的震慑下，也已迫于形势，主动派出人员前往库伦与东北军进行接触，意图效仿前例。

一旦札萨克图汗部也被东北军收服，那么整个外蒙古就将几乎完全处于东北军的势力范围之下！

届时，东北军的西部前沿将直接与新疆东部接壤。

到那个时候，谁能保证这支展现出强烈扩张性与惊人战斗力的军队，不会顺势将目光投向富饶且战略位置重要的新疆呢？

即便东北军因当前与协约国集团的战事牵制，暂时无暇西顾，那么战争结束之后呢？

一个解除了东顾之忧、整合了蒙古力量的东北军，其西进的压力将是新疆难以承受之重。

此前，杨增新内心深处或许还存有一丝侥幸的幻想。

希望东北军与来势汹汹的协约国集团干涉联军，能够拼个两败俱伤，元气大损。

从而丧失继续向西扩张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