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顾虑，对于即将率军踏入广东地界的李烈钧将军而言，感受尤为直接和激烈！

因为他面对的广东，正直接暴露在港岛协约国联军的兵锋威胁之下。

而他的对手龙济光，又是个出了名的狡诈之徒。

李烈钧极度担心，一旦他下令对广东军队发起全面进攻。

龙济光极有可能立刻命令其部队，哪怕是象征性地朝着港岛方向，或任何有协约国舰只活动的区域。

开上“一枪”、射出“一枚步枪子弹”，然后大肆宣扬！

届时，李烈钧及其麾下护国军，就会被龙济光巧妙构陷，在舆论上“被”坐实“联合外国列强，攻击正在抵御外侮的同胞军队”的可怕罪名！

这个罪名一旦扣上，护国军“爱国”、“护国”的政治合法性将受到毁灭性打击，其内部凝聚力也可能瞬间瓦解！

李烈钧绝不愿冒这个险，让自己的军队陷入如此被动且不义的境地。

在湖南前线，原本已经摩拳擦掌，准备下令麾下云南嫡系部队，继续向当面之敌发动猛攻的程潜将军，也突然接到了来自昆明大本营的紧急指令。

唐继尧命令他：暂停进攻！

原因是蔡锷与李烈钧两位前线主将的意见，已经摆上了台面。

且得到了护国军内部相当一部分，更易受朴素爱国情绪影响的中下层官兵的潜在支持。

唐继尧固然可以坚持己见，但他不得不正视一个更严重的潜在危机：

护国军高层内部，已经因为如何对待这三省“投诚”事件，出现了深刻的“理念分歧”。

以唐继尧为代表的一方，更侧重现实的军事利益与对“投机者”的警惕。

以蔡锷、李烈钧为代表的另一方，则更强调护国运动的道义纯洁性与政治旗帜的稳固。

这种分歧，如果处理不当，任其扩大和公开化，极有可能导致护国军像北洋集团那样，陷入理念之争与派系分裂的泥潭。

这是唐继尧绝对无法承受的后果。

他辛辛苦苦整合南方力量、发起护国战争的一切努力，都可能因为内部分裂而功亏一篑！

因此，尽管内心并不完全认同，但出于维护护国军整体团结，避免授人以柄，防止道义高地上失分的多重考虑。

唐继尧不得不暂时压下立即军事解决的冲动，叫停了程潜在湖南的攻势。

并开始紧急与蔡锷、李烈钧等人进行更深入的沟通与协调。

寻求一个既能维护护国军根本利益，又不至于在道义和政治上陷入被动的两全之策。

护国军的铁拳，被这突如其来的以“御外”为名的“护身符”，暂时悬在了半空！

……

就这样，在广东、四川、湖南三个主要的进攻方向上，护国军那原本锐不可当的兵锋，竟在同一时间不约而同地陷入了停滞与观望。

龙济光、陈宦、汤芗铭三人，这看似荒谬、实则精心算计的“扯虎皮”策略，居然奇迹般地得逞了！

他们用一纸通电，为自己披上了“御外”的外衣，便暂时化解了迫在眉睫的军事危机，赢得了宝贵的喘息之机。

其实，若是仔细剖析护国军这一松散联盟的内在结构，这样的结果出现，几乎是一种必然。

护国军并非一个有着铁血纪律，和绝对核心的严密军事政治集团。

它更像是一面旗帜，将南方各省、各派系中反对袁世凯帝制、主张共和的力量临时聚合在了一起。

大家因“护国”（反对帝制、扞卫共和）这面具有感召力的大旗而走到一起。

也同样会因为任何可能玷污或背离这面旗帜声誉的行为，而心生芥蒂，甚至分道扬镳！

这面旗帜的纯洁性与正义性，是维系这个联盟脆弱团结的生命线。

唐继尧害怕这面旗帜倒下，因为那是他号令南方、凝聚人心的根本。

蔡锷将军、李烈钧将军同样害怕，因为他们深知麾下许多将士是为“护国”的理想而战。

一旦联盟在道义上失分，军心士气将遭受沉重打击。

这份共同的“害怕”，在面对龙济光等人巧妙利用“御外”名分设下的道德陷阱时，便成了束缚他们军事手脚的无形枷锁。

更深层次的忧虑在于未来的强敌。

若是没有东北军这头突然崛起、展现出“无敌”之姿的猛虎雄踞关外。

护国军或许还可以从容地，与内部已然呈现分裂之势的北洋集团周旋、抗衡，逐步扩大势力。

然而，东北军的横空出世及其展现出的恐怖实力，使得护国军未来的潜在对手，隐隐从衰落的北洋转向了更加强大的东北军。

在这种情况下，“护国”这面旗帜所代表的道义正当性与内部凝聚力，就显得更加至关重要。

如果没有这面旗帜的凝聚，护国军内部本就复杂的派系很可能迅速离心离德，根本无力形成一个能与东北军相抗衡的统一力量。

而反观北洋方面，如今正上演着各派系争先恐后向东北军“投诚”的闹剧。

指望他们作为牵制东北军的力量，显然已经不太现实。

……

不等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护国军高层，从这突如其来的战略困境中商议出明确的应对之策，东北军政府方面的反应却异常迅速。

他们同样以全国通电的形式，高调作出了回应。

第一份通电，是针对广东、四川、湖南三省的：

“热烈欢迎广东、四川、湖南三省军民，在此国家危难之际，深明大义，毅然加入到这场由我东北军主导的、伟大的‘抵御外侮、扞卫国权’的正义战争中来！

三省军民之选择，彰显了中华民国不屈之魂！”

紧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