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各地民众请愿队伍高举标语，聚集于各省督军府大门前，群情激昂地呼吁地方当局加入“御外”阵营的浪潮方兴未艾之际。

仿佛是对这股汹涌民意最直接的回应。

又有数个省份接连打破沉默，正式公开表态，愿意追随广东、四川、湖南的脚步，加入到东北军领导的“抵御外侮”阵营之中！

这批新近表态的省份里，打头阵的是东南沿海的浙江。

此时的浙江督军朱瑞，其处境之与危险，比正被护国军兵锋直指的四川陈宦、湖南汤芗铭还要糟糕。

朱瑞是袁世凯称帝闹剧的“坚定拥护者”。

这一政治标签在“护国”大潮席卷全国，帝制已成过街老鼠的背景下，成了他最大的负资产和催命符。

正因如此，当护国军在西南高歌猛进时。

浙江内部，无论是盘根错节的地方士绅势力、新兴的商界团体，还是他麾下那些原本被视为“嫡系”的北洋部队。

几乎全都或明或暗地站到了他的对立面，强烈反对他的统治。

朱瑞此刻，几乎快沦为真正的“光杆督军”，政令难出杭州城，军令无法调动部队，对地方的控制力已然瓦解。

他之所以迟迟未能像其他督军那样发表“投诚”通电，并非不想，而是不能。

他此前一直深陷于与省内各方反对势力的艰难周旋与激烈内斗之中，自顾不暇。

根本找不到一个安全、有效的渠道和时机去通电全国、表明立场。

他自身的存在都已岌岌可危。

此番，正是借着民众请愿浪潮涌起，外部关注聚焦的“东风”。

他才终于抓住了一个稍纵即逝的机会窗口，利用尚存的官方名义和通讯渠道，抢先一步发表了“加入东北军御外阵营”的宣言。

这既是对汹涌民意的“顺应”，更是他试图在彻底被推翻前，为自己、也为残存的权力寻找一条出路的绝望挣扎。

若非此次请愿风潮，恐怕再过不久，代表浙江在政治舞台上发声的，就绝不会再是他朱瑞了。

紧随浙江之后表态的是福建。

福建督军李厚基面临的困境，与广东的龙济光有相似之处，却又更为严峻。

福建省内，“叛军”势力盘根错节，山头林立，且其总体力量对比，比之广东的反对派更为庞大、更具组织性。

李厚基虽然不像陈宦、汤芗铭那样，直接承受着护国军主力兵团的正面压力。

但福建省内那些明确表态支持护国军、反对他统治的势力。

已经膨胀到了足以与他所掌握的北洋驻军分庭抗礼，甚至在局部地区占据优势的地步。

更为致命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全国“倒袁”、“护国”声势的高涨。

福建内部这些反对力量，还在持续不断地获得道义声援、人员补充，乃至可能的外部暗中支持，势力仍在稳步壮大。

李厚基清醒地意识到，若再无外力介入或局势发生根本性改变。

照此趋势发展下去，这些反对势力最终必将彻底推翻他的统治，将他扫入历史的垃圾堆！

在反复权衡、犹豫再三之后，面对省内日益恶化的局势和外部双重压力。

李厚基不得不做出与陈宦、汤芗铭等人相似的“机智”选择。

他也选择了打出“投诚”东北军这张牌。

这既是为了给自己披上一层“御外”的护身符，试图以此在道义上压制省内反对派。

也是为了向东北军这个强大的潜在新主提前示好，为自己寻求一条可能的退路或在新格局中的存身之处。

尽管福建与沈阳同样远隔数千里，但这份“投诚”宣言。

对于稳住李厚基本已摇摇欲坠的统治，暂时延缓内部崩盘的速度，或许能起到一线微弱的作用。

继浙江、福建之后，第三个公开表态愿意加入东北军“御外”阵营的省份，是地处西北内陆的甘肃。

甘肃督军张广建，其处境与绥远都统潘钜楹颇为相似。

都是当年袁世凯为了加强中央对边远省份的控制，从中枢直接“空降”到地方任职的官员。

他在当地的根基十分浅薄，主要依靠带来的少量北洋嫡系部队，和中央的权威维持统治。

张广建内心早就有“投诚”东北军的念头，之所以迟迟未曾表态，实有难言之隐。

甘肃首府皋兰（兰州）与沈阳之间，隔着茫茫黄土高原与中原大地，直线距离便有数千里之遥，交通极其不便。

即便他此刻高调宣布“投诚”，东北军方面许诺的“援助”，也绝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甘肃。

而在援军抵达之前的这段“空窗期”，那些在甘肃本地盘根错节，一直与他这个“空降督军”不对付的本地军阀、豪强、士绅势力。

必定会趁机“作妖”，极有可能发动叛乱或进行各种形式的抵制与破坏，试图将他这个“外来者”赶下台，夺取地方控制权。

张广建正是担心这种“远水难救近火”，表态反而可能加速自身崩溃的局面，才一直犹豫不决，不敢轻易迈出这一步。

然而，眼下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与他境况几乎一模一样的绥远都统潘钜楹，已经发表了投诚通电。

紧接着，关内那么多掌控一省实权、处境各异的督军们都纷纷表态。

这股风潮形成了一种强大的“从众”效应和安全暗示。

在张广建看来，既然那么多人都这么做了，而且似乎并未立即引发灾难性后果。

那么他再犹豫下去，不仅显得落伍，还可能错失在“投诚”队列中占据一个相对有利位置的机会。

于是，他最后一点顾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