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了，周赫煊封了一份1888英镑的大红包。两人在伦敦一座教堂举行婚礼，那个叫艾伦的女护士跟着孟小冬前往中国，打算在天津再补一场中式婚宴。

1936年3月8日，周赫煊等人从伦敦坐船来到汉堡，随后转乘火车前往柏林。

火车上，一份德文报纸的头版标题，赫然印着“热烈庆祝国家军队进驻莱茵”等字样。周赫煊看得直摇头，对旁边的汤因比说：“战争的脚步来临了。”

“周，你想得太多了，这只是德国恢复正常国家的表现而已。”汤因比笑道。

周赫煊摇头说：“不，这预示着战争。德军进驻莱茵非军事区，属于公开撕毁《凡尔赛合约》的行为。”

“《凡尔赛合约》本来就对德国不公平。”汤因比辩解道。

这种论调属于欧洲的普遍看法，就连当年主张制裁德国的英法两国人民，都觉得《凡尔赛合约》对德国太苛刻。希特勒和德国撕毁《凡尔赛合约》的行为，是被欧洲各国广泛同情和认可的。

“不公平？呵呵，”周赫煊的笑声中带着嘲讽，“《凡尔赛合约》最不公平的地方，是中国作为战胜国，却被列强瓜分利益。”

汤因比耸耸肩说：“我很抱歉，但时局如此，弱国只能忍受欺凌。”

周赫煊无奈道：“我也只是说说而已。”

“说实话，我并不认同你对德国未来的预估，”汤因比说道，“德国肯定会向周边扩张，但它最多能吞掉波兰，然后向苏联进军，不可能给英法两国构成威胁。”

“我们拭目以待吧。”周赫煊没再废话，这种事情说不清楚。

《历史研究》的前两卷，是由周赫煊和汤因比“合著”的，但现在他们已经走向分歧。

汤因比在创作《历史研究》第三卷时，明显得到了英国政府的资金支持，许多内容都在为英国30年代的外交政策服务。也因此，《历史研究》第三卷出现了很多问题，有些话歪着说，有些话不说透，类似于孔子、司马迁著史时的春秋笔法。

就拿“大一统国家”来说，汤因比为了阻止希特勒将欧洲结成统一板块，疯狂否定“大一统国家”的积极影响，完全就是在玩学术恐吓。连带着把中国往死里黑，认为中国走向衰弱，正是源于早早就形成“大一统国家”。

而在字里行间，汤因比又通过对印度的论述，暗示只有英国才有资格搞“大一统国家”，并认为印度形成大一统归功于英国恩赐。而事实上，英国为了长期统治印度，不遗余力的将印度“碎片化”，这导致印度独立之后，经济、文化、宗教、政治完全处于四分五裂状态。

周赫煊当然不高兴，他已经不想跟汤因比“合作”了，现在两人的历史学术文章都是分开署名发表的。汤因比已经沦为英国政府的御用学者，《历史研究》第三卷的某些观点是违心的，只不过汤因比还保留着学者底线，把真话藏在假话后边，需要认真思考才能发现。

然而，汤因比已经是国际学术权威，他的著作观点不容置疑。包括中国此时的许多史学家，在读汤因比的作品时，往往都不带脑子，英国文化学术扩张随着《历史研究》第三卷风行全世界。

直至二战结束，《历史研究》的后续内容出版，汤因比依旧靠着学术文章影响全世界。这本书的内容，是跟英国外交政策息息相关的，比如战后通过文化“捧杀”，引导美国和苏联对立，顺便把中国也一起绕进去。

“冷战”的文化学术基调，完全可以在《历史研究》当中找到影子。

正因为汤因比利用学术理论挑起两极对立，到了1950年左右，他的学术思想遭到许多历史学者的抨击。

没有谁是圣人，汤因比有自己的祖国，他的学术就是为英国服务的。

于是乎，这个时空的史学界，就出现了两个版本的《历史研究》。前两卷为周赫煊、汤因比合著，从第三卷开始，他们虽然还保持着交流，但学术思想已经分道扬镳了。

到了21世纪，后来的史学家们，普遍认为周赫煊版的《历史研究》更为纯粹，而汤因比版本掺杂了太多私货。

下午时分，众人抵达柏林火车站。

这次虽然没人出钱组织，但迎接周赫煊的依旧很多，而且全部都是华人。

纳粹德国是没有文学的，政府已经明文规定，“政治”等于“文学”，“文学”就是“政治”，这两个词汇已经合二为一了。所以，周赫煊在德国没啥真正的书迷粉丝，就连德国本土的文学家，都已经大规模移民出逃。

但在柏林的华人却很多，因为此时是中国和德国的蜜月期，蓝衣社欧洲分社的总部就设在柏林。

“周先生，欢迎欢迎！”

“周夫人，你好！”

中国驻德国全权大使程天放，带着使馆人员和蓝衣社成员，笑容满面的上前握手。

程天放，晚晴时期湖广总督程矞采的曾孙，“五四运动”上海学生领袖，国党CC系骨干分子，历任安徽大学校长、浙江大学校长、四川大学、中央政治学院教务主任等职。

“程兄，这次来德国，还要多多打扰啊。”周赫煊笑道。

“哪里哪里，周先生斩获诺贝尔奖，乃我华人之骄傲。如需帮助，鄙人一定竭尽全力。”程天放说。

其实程天放也是刚刚到任，1月底坐船来到柏林当大使，现在自己都还没完全搞清楚状况。顺便一提，中德两国的外交关系，已经升格为大使级别，程天放是第一位中国驻德大使。

这家伙还是个希特勒的迷弟，极度推崇德国法西斯的高度组织力和整齐划一精神，认为这种精神对一盘散沙的中国非常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