疤，轻声地说，“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东西。”

“老东西就是这么对我的。12年里，他一直是想鞭打我就鞭打我。经常把我剥光，在我后背上放一个烧红的通条。他们说他是我爸爸，可是我知道他不是。我13岁时跑了。那时他把我吊起来然后开始鞭打我。现在我25岁了。”

他们回去了，一言未发就躺下了。

巴德盯着天花板，毯子一直拉到眼睛下面。当他往房间尽头的门那里看的时候，他看见一个嘴里叼着雪茄戴着礼帽的人站在那儿。他用牙咬着下唇以防喊出声来。当他再望过去的时候，那人不见了。“嗨，你还醒着吗？”他轻声说。那家伙咕哝着。“我要告诉你。我用刨草根的锄头把他的脑袋打碎，跟踢烂柿子似的把他的脑袋打碎。我告诉他离我远点，他不听。他是个上帝都怕的大块头，他希望你怕他。我们正在那片地里刨漆树根，打算种羊草。我就让他在那儿躺着直到天黑，他的脑袋碎得跟烂柿子似的。篱笆的一角遮着他，这样从路上就看不见了。然后我把他埋了，回到房子里煮了一壶咖啡。他从来没让我喝过咖啡。天亮前我起床，动身出发了。我一直告诉自己，在大城市里要把你找出来，就像大海捞针。我知道老东西把钱放哪儿了；他有和你的脑袋一样大的一卷钱，但我只敢拿10块钱……你还醒着吗？”那人咕哝着。“我小的时候跟老萨凯特的女儿是伙伴。她和我常常一起去萨凯特家树林里的冰库，我们还常常一起谈论怎样去纽约发大财，可是现在我没工作，又总是害怕。到处都有侦探跟踪我，那些人戴着礼帽，兜里揣着手铐。昨晚我去找妓女，她看出我眼里的恐惧，就把我撵出来了。她能从我眼里看出来。”他斜靠着坐在帆布床边，用嘶嘶的声音对着那个男人的脸说着。那人突然抓住他的手腕。

“看这儿，小子，你要是这样下去可不行。有钱吗？”巴德点头。“你最好给我让我替你保管。我是个老管家，我能让你过下去。你穿上衣服下楼去吃得饱饱的。你有多少钱？”

“一美元找回的零钱。”

“你给我二毛五，剩下的你能吃多少就吃多少。”巴德穿上裤子，递给那人二毛五。“接着你回这儿来，睡个好觉，然后明天我和你就回北方去拿那卷钱。你不是说那卷钱跟你脑袋一样大吗？然后我们在他们抓不着我们的地方把钱分了。我们对半分。你同意吗？”

巴德跟他猛地握了一下手，然后系上鞋带，走到门口，走下痰迹斑斑的楼梯。

雨停了。带有木头和青草味道的冷风吹皱了本来打扫得很干净的街道上的泥潭。在沙瑟姆广场的小餐馆里，三个人帽子盖在眼睛上正坐着睡觉。柜台后面的人正在读一张粉色报纸的运动版新闻。巴德等了很长时间才轮到他点菜。他觉得冷，什么都不想。幸福。饭菜送上来，他吃了褐色的腌牛杂碎。他仔细地享受每一口食物，每喝一口加了很多糖的咖啡就用舌头抵住牙咬碎一口土豆。用一块面包擦过盘底之后他拿了一根牙签走出门。

他剔着牙走上布鲁克林大桥脏兮兮黑黢黢的入口。路中间有一个戴着礼帽叼着雪茄的男人。巴德虚张声势似的昂首走过他身边。我才不怕他，让他跟着我吧。拱形的人行道上除了一个打着哈欠的警察之外空无一人。抬头看天。就像在星星间散步。路两头的街道上方块形的房子中亮起点点灯光。河水像头上的银河一样发出微光。灯光安静地、平滑地溶入潮湿的夜色。一辆汽车疾速驶过桥，使钢梁哗哗作响，使钢丝像班卓琴上的弦一样颤动。

当他走到布鲁克林区这一侧的钢梁时，他转过身沿着朝南的汽车道走。去哪儿无所谓，现在哪儿都不能去。在他身后，一个蓝色的夜晚开始发光，正如一块铁开始被锻造。黑色的烟囱和一道道房顶后面，市中心那些建筑玫瑰色的模糊轮廓淡淡发光。夜色变得像珍珠一样温润起来。所有的侦探都跟着我，都戴着礼帽，那个在鲍沃利的人，厨房里的老太太，酒吧店主，街车售票员，警察，妓女，水手，码头卸货工，在公司机械地工作的人……他想，我应该告诉那人老东西的那卷钱在哪儿，那个肮脏的游民……有一枚硬币在他身上。所有该死的侦探都有一枚。河水很平静，平滑得像个钢炮筒。去哪儿无所谓，现在哪儿都不能去。锭盘和楼群之间的影子是一片粉末状的水洗蓝色。桅杆装饰着河，紫色的、巧克力色的和肉粉色的烟飘到灯上。现在哪儿都不能去。

穿着燕尾服、戴着金表链和红色印章戒指，和玛丽娅·萨凯特一起坐马车赶往自己的婚礼；坐四匹白马拉着的马车去市政大厅接受市长任命成为议员；他们身上的光环越来越大，他们骑马踏过缎子和丝绸去参加婚礼；和玛丽娅·萨凯特一起坐在铺着粉色长毛绒的白色马车里穿过夹道的人群，人群正在挥舞手里的雪茄、鞠躬、摘帽；市议员巴德和他家财万贯的新娘坐着一辆载满钻石的马车……巴德正骑在桥栏杆上。太阳已经从布鲁克林区后面升起来了。曼哈顿岛上的窗玻璃染上了红色。他举起一只手遮着眼睛，身子猛地向前一探。喉咙里的嚎叫声在他掉下去的同时被扼住了。

“审慎”号拖船的麦克阿维船长站在驾驶舱里，一只手放在舵上。另一只手里拿着一块刚在放在罗盘箱旁边架子上的咖啡里沾湿的饼干。他是个保养得很好的人，眉毛漆黑，嘴唇上面浓密的黑色胡须打过蜡。他刚要把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