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十足的冤大头。

不过，这件事也怨不得谁，一切都是他自找的。

试想想，你本来就是南京最大的实力派人物，如果一早就当机立断，按照伦序迎立福王朱由崧继统，谁能阻挡？

所谓“至德者不合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也！

而从马士英的角度来说，其临时变卦，也确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其若不随风而转，势必为手下军队所架空，进而被其他从龙官员所淘汰。

为避免节外生枝，马士英率领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卢九德等人在凤阳皇陵前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宣誓”活动，随后，亲自率兵前往淮安迎接福王朱由崧。

朱由崧的舟船在从淮安驶往浦口的途中，马士英四处张发文告，称：“新君已定，但听传闻南都有大臣还持不同意见，马某为谨慎起见，勒兵五万，沿江驻扎，以备不测。”

此举明显是针对史可法了——你史可法公开、高调地指责福王“七不可”，会不会从中作梗？

读了马士英的文告，史可法就像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却也不得不红着老脸前到江边朝拜和迎接朱由崧。

但，这个时候，无论史可法说尽多少好话，表尽多少忠心，献尽多少媚态，都难以补救先前所说过的伤人之语了。

明末大儒黄宗羲天真地以为，这个时候，只要史可法捅破那层窗户纸，大胆向弘光帝解释，就说刚开始之所以有不同意见，那是对事不对人，主要是遵循圣人“社稷为重、君为轻”的训导，现在嘛，群臣的名分已经定下，圣上就不要把那些不愉快的事情放在心上了。

也不想想，你史可法既然一点口德也不积，恣意对朱由崧的人品做了全面的否定，又岂是口舌之辩可以挽回的？

不过，这时的朱由崧潦倒落魄不堪，还不一定有觊觎宝位之想。

甲申年（公元1644年）四月二十九日，朱由崧的舟船在马士英等人的拥护下，顺利抵达南京城外燕子矶。

南京官绅无不前往参拜。

朱由崧头戴角巾，身穿葛衣，孑影空囊，楚楚可怜。

史可法远远见了，赶紧跪下叩拜。

朱由崧听马士英介绍得知是史可法，赶紧回拜，并伸手扶起史可法，目中流泪，口中喃喃说道：“家耻未雪，国仇未报。”

史可法代表南京大小官员启请朱由崧监国。

朱由崧泪流不止，推辞说：“大明宗室多有贤明之士，朱由崧才浅德薄，万不敢担任。”

五月初一，朱由崧在众人的拥簇之下进入了南京城。

诸臣挨次觐见，素衣角带的朱由崧面对诸臣行礼皆以手扶，待茶款语，极其宽和。

众大臣所说只要涉及要迎立他监国的事，他就极力推辞，说：“宗社事重，不谷（古代诸侯对自己的谦称）不佞不足以称宗社。愿请讨宜者，不谷不敢当。”

众大臣所说只要谈论及当前的国难处境，他就掩面而泣，一味强调：“封疆大计，唯仗众先生主持。”

五月初二，大臣继续面奏劝进，朱由崧仍旧推辞道：“人生以忠孝为本，今大仇未报，是不能事君，父遭惨死，母无消息，是不能事亲。断无登位之理。”

想那朱由崧，孑然一身，孤苦伶仃，逃难于江淮，餐风宿露，漂泊不定，嘴里所说，并没有旁人指点、教授，每一言每一语都出于其本人之肺腑，而且，在明成祖朱棣所定严酷藩王制度下，还能以国家大事为重，哪里有半点史可法等人所说的“七不可”的迹象？又岂能不令群臣感动万分？

群臣继续劝谏。

朱由崧看实在推不开了，便诚恳解释道：“听说太子及永、定二王就陷落在李自成的贼军之中，应该还有机会迎回。就算迎不回，则桂、惠、瑞三王都是本王的叔父，还是请各位先生从他们仨中择贤而立。”

群臣仍是执意劝谏。

不得已，朱由崧最后松了口，说：“那我就权且担任监国，登帝位那是万万不敢的。”同意了暂时出任监国。

当日，颁谕天下称：“天下不可无主，帝位不可久虚，诸臣执意根据伦序强行推举本王，劝谏的文章一篇连接一篇，本王实在无从推辞，就勉强循从群请，于崇祯十七年五月初三暂受监国之号。”

马士英有策立大功，位列文臣之首，为东阁大学士、兵部尚书、右副都御史衔，仍任凤阳总督，入阁辅政。

史可法退居次位，仍为东阁大学士、礼部尚书。

两大阁臣，到底谁留京居守，谁出镇督师？马士英首先表态，说：“马某前年出擒刘超，艰辛劳苦，筋疲力尽，已经老无所用了。史老先生镇抚皖城时，屡建奇迹，如今淮安士民仰慕史公盛德，不亚于神明慈父，有能力督领这支军队的人除了史公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了。”

史可法也清楚自己已不能见宠于朱由崧，又考虑扬州重镇委他人有失，只好自请出朝，督师江北，说：“马老先生言过其实了，马老先生言过其实了！不过，为国家效力，我怎敢挑肥拣瘦、贪生惜命？但凡对国家有利，无论是往东西南北哪个方向，史某甘愿受命！”

就这样，原先手执第一实权的史可法被排挤出新建小朝廷的政治中心。

魏国公徐弘基等勋臣向来敬奉史可法犹如神明，现在恨史可法两面三刀、做事无主见，人前人后一个劲地说史可法“勤王无功”“可杀”。

而钱谦益、吕大器等人眼看朱由崧出任监国，都担心朱由崧会追究起自己议立潞王的事来，一个个争先恐后地劝朱由崧登帝位。

这样，仅仅过了十二天，即五月十五日，后经群臣再三进谏，朱由崧只好同意登基，他说道：“先前我说得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