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条令者，即革为庶人，发往凤阳高墙圈禁，同行之人，一律发往极边的卫所充军到老死。宗室有居住乡村者，虽百里之内，也必须每隔十日到地方衙门签名报到一次，但凡一次不到，就定罪议罚。还有，宗室不得与文武官员往来交结，不得干预百姓的生活，所谓“仕宦永绝，农商莫通”……

正是在这些变态的宗藩条例的钳制下，大多数宗室蜕变成为被软禁于封地内不农不仕、啖民脂膏的造粪工具。

所以，以“不类事”来否定朱由崧，多少显得牵强。

另外，所提到的“七不可”到底是不是事实，也很难说得清。

据传闻（仅仅是传闻），崇祯十七年二月初三深夜，李自成大军剽掠至怀庆府，朱由崧和嫡母邹氏一起从洛阳东门出去，因为李自成军来得太急，朱由崧急于脱身逃命，竟置邹氏生死于不顾，独自偷溜了，狼狈不堪地潜入卫辉府依附于潞王。如果这传闻是真的，那朱由崧在危难关头只顾着自己跑路，将嫡母丢弃在兵荒马乱的半道上，那自然是不孝了。但这事的另一版本是：怀庆府陷落当日，朱由崧和嫡母邹氏及续弦王妃李氏一同出逃，逃到半路，被李自成乱军冲散了，他只好独自一个人投入卫辉潞王府中。混乱中与嫡母走失，那是意外之事，强扣上不孝的大帽子，就太过苛刻了。

不管怎么说，民间既然流传有置嫡母生死于不顾的说法，判定朱由崧“不孝”，还算有点影子。

但除了“不孝”这一桩，其余“六不可”就根本无可考究了。

可是，因为政治上的需要，朱由崧背定了“七不可”的黑锅。

礼部的官员忙忙碌碌着，张罗着乘舆法物，准备前往梧州迎接桂王。

在这一关键时刻，一个小人物登场了。

这个人是个太监，姓卢，名九德，外号“胎里红”。

“胎里红”曾在宫中伺候过朱由崧的父亲老福王朱常洵，和朱常洵父子建立了很深的感情，这时候在凤阳担任守备太监，是马士英的亲密同事。

从感情上出发，“胎里红”是希望故主之子能登上帝位的，从马士英口中，他得知朱由崧面临落选的危险，便四下奔走，串联起高杰、黄得功、刘良佐三镇总兵共同拥戴朱由崧。

宋、明两朝奉行的都是“以文制武”的文臣督兵政策，武将的地位极低，“立储”、“定策”这类大事，武将通常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

土木堡事变之后的北京保卫战中，大明皇帝被瓦剌人劫持，形势万分危急，在皇位继承问题上，也是全由于谦、胡濙等文臣做主，武将只能靠边站。

正德帝病死，无子无弟，拥戴嘉靖帝朱厚熜登上帝位的，同样是杨廷和等一干文臣出的主意，根本没有武将说话的机会。

现在，这三个武官承“胎里红”看得起，高兴之余，不免有些飘飘然。同时，也贪立“定策大功”，就鸡啄米一样点头同意“胎里红”的邀请，振臂高呼拥立福王。

马士英回到凤阳，得知高、黄、刘三人已经抱成团，一致协谋拥戴福王，叫苦不迭。

事已至此，如果还一味遵守和史可法达成的“浦口协定”，其结果只能是自己被军队架空。

向来以机变著称的马士英没有太多犹豫，迅速地加入了“拥福”行列。

史可法哪里知道马士英的变化如此之快，为了彰显自己迎立桂王的凛然正气，还煞有介事地把姜曰广等人所总结出来的“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等七项不可立福王为帝的理由写在信里，寄给马士英。

马士英将史可法这封信小心翼翼地珍藏了起来。

在他看来，一旦福王得登大宝，这封信将是以后要挟史可法的最佳法宝。

接着，马士英也提笔写了一封信。

不过，他这信不是写给史可法的，而是写给南京守备太监韩赞周的。

在信中，他以凤阳总督和三镇名义正式宣布拥立福王朱由崧。

前文说过，韩赞周是崇祯专门钦点派到南京监军的大太监，是南京三大实权人物之一。接到了马士英的信，不敢怠慢，立刻遍邀南京各大臣到自己家中商议对策。

众人读了马士英的信，莫不震响失色。

俗话说，枪杆子里出政权。

现在，福王已经得到了三镇总兵的支持，大家还能有什么选择？

大家只好违心地表示同意，匆匆散去。

5 朱由崧登位

拥立潞王朱常汸最卖力的钱谦益从韩赞周家出来，一头钻入南京户部尚书高弘图家找高弘图通气。

大史学家谈迁时为高弘图府上幕客，目睹了钱谦益惊慌失措、满头大汗的丑态，尽述于《枣林杂俎》一书：钱谦益冒着酷暑天满头大汗走进高弘图府中，一句话不说，解开外套，连喝了三四碗绿豆汤，抹了抹嘴，又索汗巾擦干额头的汗，才问：“胶东（指高弘图，高弘图为山东胶州人）意欲拥立谁？”高弘图想也不想，说：“福王。”钱谦益脸色大变，一肚子不高兴，用力拱了拱手，告辞。高弘图挽留，并提醒他说：“大局已定，天子可不是我辈可以违抗的。”钱谦益如梦初醒，重新坐下，命令跟随在身后的仆人火速去订购乌纱帽，自我解嘲道：“我虽然被罢官，但已经获赦，来日一起候驾龙江关！”

原本，四镇总兵之中的山东总兵刘泽清是追随钱谦益一起拥立潞王的，但钱谦益既然这样见风使舵，而高杰、黄得功、刘良佐三镇又已经明确做出了表态，他自己一个人势孤力单，只好也跟着改弦易辙，弃潞拥福。

福王继统之事遂无可更改。

最冤的是史可法，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