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他们认为清朝政府已经解决了土地兼并问题，并在北方分土地、减租减税了。

那么，清朝政府是不是已经解决了土地兼并问题了？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的。

原本，在明朝末年，全国耕地只有10%掌握在广大的农民手里，而另外的10%掌握在朱氏皇族的手里，剩下的80%则掌握在大大小小的官僚、地主手里。许许多多的农民靠做地主的佃农为生，而过高的地租已经让他们的腰背弯到了地面。这样，大伙儿实在活不下去了，就拿起刀子跟着李自成、张献忠等人闹起来了。而李自成、张献忠也真不含糊，在造反动乱过程中，对各级皇族、官僚、地主分子本着赶尽杀绝的态度，大加杀戮，使得这些特权阶级逃的逃、亡的亡，原先掌握在他们手里的耕地一下子就成了无主荒地。

清朝政府入主北京，新来乍到，国政大事千头万绪，一时也腾不出工夫处理土地问题，但赋税又不能不收，情急之下，就采取快刀斩乱麻的方式，以“谁耕种，谁纳税”的办法收取赋税，这样，就相当于承认了佃农对租种土地的所有权。

北方的佃家们在明清更替中捡了这个大便宜，就无怪乎南方兄弟的眼馋了。

而且，清政府为了收买人心，根据文臣范文程的建议，赋税征收就按万历时期的较低标准征收。

另外，还实行减税，大幅减免本年度“清统区”的正赋，征收办法是清军所过之处免征粮一半，未过之处只要真心归顺，可免征粮的三分之一。

除免了部分本年度的赋税外，还规定，以前年份老百姓欠崇祯朝的赋税，统统不再交纳。

这么好的事情，南方的兄弟又怎么不眼巴巴地盼着清军南下？

相比之下，尽管江南富足，且在明朝中后期单单以一地的赋税就支撑起了大明帝国的70%的财政运作和开支。

而且，“甲申之变”以后，即使辽东、陕西、河南等地已经沦陷或半沦陷，江南的财政仅仅用于自身，百姓的日子还是没有好转的迹象。

要知道，南明立国一年，其从江南赋税中征收的白银高达四百六十万两，却还连连告急，声称支出却高达七百万两，亏损二百四十万两。

不过半壁河山，怎么用这么高的费用？

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主要是用在军队上了！

左良玉和“四镇”近百万兵，仅一年军饷就耗费了四百二十万两白银。

这就无怪乎江南百姓叫苦连天了。

悲哀啊。

可以说，南明政府就是被这近百万军队活活地拖垮了。

更悲哀的是，付出和回报不成比例。

付出了这么高昂的军费，这些军队不是不作为就是互相狗咬狗，或者扰民、抢掠，甚至像左良玉之流最后还闹出了反政府行为来了，而非但左良玉部，包括高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