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这些部队，在清兵南下之际，都绝大部分投入清军队伍中去，给老东家南明政府狠捅窝心的冷刀子，弘光政府想不亡也难。

然而，就在江南百姓在歌颂和渴望清朝政府的好政策的时候，清朝政府开始露出其凶残的面目了。

基本就在多铎擒获弘光帝的同一时间，阿济格所部清朝西路军也顺利地占领了之前大顺军曾经盘踞的全部地方，并将大顺军首领李自成赶入了湖北通山县，而在通山县，李自成这位横行一世的枭雄被乡团打死，由此，大顺政权已经名实俱亡。

南明和大顺两大政权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就被消灭，清廷的最高统治者摄政王多尔衮未免得意忘形，认为全中国的统一不过指掌之间，接下来的事，只是安排官员前往接管地方而已。

而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搜刮财富，好好享受了。

怎么搜刮呢？

多尔衮前后施行了五条非常缺德的政策：占房、圈地、投充、逃人、剃头改衣。

先说占房，多尔衮初入关内，首要之务就是要解决八旗大军，包括随行家属共二十多万的衣食住行问题。在住房一项上，刚开始，八旗军士和随行家属是与当地居民杂居的，但北京历经兵刀之灾，死人太多，鼠疫肆虐，为了不被鼠疫夺去性命，多尔衮采取隔离法，一股脑把北京内城的原住民赶走，这样，八旗军士和随行家属就全部占领了北京内城的民宅。普通百姓无法与手持大刀的女真悍兵相抗，只好忍气吞声地服从了安排。这么一来，多尔衮就把这种做法形成制度，宣布清军每打下一座大城市则要把内城的居民赶出来，建立“满城”，以便于在当地驻军。

通过占房，住的问题是解决了；对于吃的问题，多尔衮又在畿辅地区（今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推行了一个“圈地”运动。

江南百姓不是眼馋北方佃农凭空得到了一块块无主荒地吗？北方佃农的快乐时光很快就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无穷无尽的痛楚。

亡明灭顺后的多尔衮开始处理耕地的分配问题了。怎么分配？很简单，圈地。

29 清兵如蟹，曷迟其来（二）

顺治元年十二月，多尔衮发布了圈地令，声称自此令下达之日起，将把京郊四十一个县的无主荒地分给满洲兵将。

政令一下，各旗官兵踊跃策马，四处圈地，也不管耕地有主无主，一律圈占，许许多多自耕农、中小地主家中的耕地都被圈去了。

史惇在《恸余杂记》记：圈田所到之处，原田主一律被逐出，室内所有物品均被新田主所占。原田主的妻妾奴仆长得相貌丑陋的可以带走，长得漂亮养眼的，则被强行留下。

这些自耕农、中小地主在一夜之间就变得一无所有，为了能活命，他们聚集起来，向清廷申诉。

多尔衮正为旗人圈了地而缺少人丁耕种发愁，看了民众的申诉，又出台了投充政策。

所谓投充，多尔衮为美化其说，诡称是朝廷“为贫民衣食开生路”所量身定做的“善政”，即：生活没有出路的贫苦农民可以自由自在地投到满洲各旗下充当奴仆，这样，就可以在新政府的领导下“快乐”生活了。

想想看，原先自己有地种、有田耕，但被清政府这一恶搞，自己以及自己的子孙后代都变成了旗人家的奴仆，不能迁移、不能改业、不能科举、不能搞信仰自由，谁还能“快乐”得起来？

而且，大明帝国原先所盛行的封建租佃制被几千前所盛行的奴隶制取代，这从社会发展史上来说，是一种大倒退。

当然，说完全没有人因为可以投充到满洲人旗下而感到“快乐”那又太绝对了。一些奸猾的汉族地主还是钻了投充后可以免除赋役的大空子，高高兴兴地带着自己的地投到旗人的门下，和旗人相勾结，地实际上还是自己的，但再也不用向政府交税了，而且还能以旗人的名号横行乡里。

正是因为这一现象的出现，多尔衮不得不在“投充”令下达后的第三个月发布了“反投充令”，宣布停止投充。

“反投充令”是颁下了，但投充恶政的施行时间实际上还在延伸，直延至清中期乾隆年间。

比投充持续时间更长，对汉族百姓摧残和迫害更深的即是“缉捕逃人法”。

所谓逃人，是指不愿意在满洲旗人庄园逃出来的奴隶。

这些奴隶，原本是明朝的普通百姓。清军入关以前，就曾在辽东、畿辅、山东先后俘掠一百万以上明朝百姓，分赏到旗下充当奴仆。清军入关以后，在征战和圈地和投充运动中，奴隶人数激增，更有千百万以上。

奴隶的命运是悲惨的，他们过着暗无天日的牛马生活，子孙后代的命运也被钉死在奴役的枷锁上，为了破除这副枷锁，他们稍有机会，都会千方百计地奔跑逃亡。

奴隶就是满清权贵的私有财产，怎么能容忍你出逃？而且，一旦出逃数量过多，庄园田地上的农活也没法干了，满清大老爷们又怎么过日子？

所以，多尔衮严厉地推出了“缉捕逃人法”，称“捉拿逃人一款，乃清朝第一急务”。

鉴于逃人出逃后绝大部分是去投靠亲友，多尔衮又别出心裁地制订出“薄惩逃人，重治窝主”的方针，即“逃人三次始绞，而窝主一次即斩，又将邻佑流徙”。对于抓回来的逃人，一次、二次只处以鞭笞、发回原主，三次便处以绞刑；而对于收留逃人的窝主则处斩，左邻右舍也都要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接受不同程度的法律制裁。

缉捕逃人给汉族百姓造成了深重灾难。史料记载：国初最重视追捕逃人。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