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只有两个儿子。

但是织布工坊建立以后，布匹却立刻是供不应求。河南虽然乱，但是总的消费能力并不低，衣食住行等行业又是每一位百姓的基本需求，只是由于乱局造成的运输不便，使得以前的布匹价格居高不下，遏制住了百姓的消费。

而现在有了质量上乘的马家松江布，价格又不算是太贵，再加上四海商行武装押运解决了运输，所以几乎立刻垄断了河南市场。

而且影响不仅仅如此，明朝的织布业基本上都是集中在江南地区，内地的织布业都是处在一种雏形的状态。而汝宁马家织布工坊却填补了这个空白。到了最后，附近陕西、山西和湖广地区的商人也向马家织布工坊大量定购，贩卖以获取暴利。

因此，马墉迅速地从勉强同意到支持，最后到了大力支持。织布工坊的规模也从百架织机增加到几百架，最后规模到达了上千架。

又因为后来能够从济民垦荒商行采购到本地棉花。大大降低了原料成本，再加上可以转手贩粮获取收益，马家立刻从松江府的巨富之家转变成为了明朝南方的巨富之家。而汝宁府也成为了马家另一个重要的生产基地。

还不仅仅如此。后来在马墉亲自到汝宁府拜访了吴世恭以后，立刻发现了汝宁军颁布的《专利法》的妙处，他立刻把江南织布印染行业，以及很多行业的技术申请了专利。

所以在短时间内，在汝宁军的控制区中，马家的商品完全在《专利法》的保护下得到了排他性的销售，再加上马家也对江南同行完全封锁了汝宁军招商引资的消息，所以在短短几年内为马家获取了巨额的财富。

但世上毕竟没有不透风的墙。当江南马家的竞争对手好不容易得知马家暴富的原因以后，他们立刻目光敏锐地发现了汝宁府这块乐土，于是他们或和马家联合，或独自到来，在汝宁府开设了大量的工坊。而整个完整的工业链也逐渐地在汝宁府建立起来了。

不过大批富商的进入也带来了很多矛盾。最突出的就是当时马家把很多其他富商独有的技术都申请了专利。这在后面也引来了一系列官司，搞得负责民政的邓启帆是焦头烂额。在这种形势的逼迫下。本来有些简陋的《专利法》得到了大大地完善。以致于到了最后，由于大量的商业纠纷案件的调解判决，汝宁军这里最终出现了《商法》的雏形。

安定的环境、巨大的市场、完整的工业链、低廉的人工、完善的法律保护、可控的税收、基本上没有陋规和侵占民财行为、有效的金融支持……，这一切的一切都使得汝宁府产生了财富积聚效应。

而且那些大商人还积极地参与了汝宁府本地大量的商业行为。比如通过证券交易所投资和投机，比如与济民垦荒商行合股成分号出外垦荒。因此在本时空中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豫商集团。

而在这个织布工坊成立以后，汝宁军负责商业和招商引资的袁行山、张学斌立刻发现了一种新的合作方式。他们立刻把吴世恭这种抛砖引玉的招商方式总结成了经验，并下发到了汝宁军各个地方官员手中让他们学习。

从此以后，各个地方官员为了自己的招商政绩展开了大搏杀，很多优厚的招商条件都被抛出来了。这也使得汝宁军控制区内的工业和商业得到了大发展。

宣传司司长付文斋也敏锐地发现了这个新的宣传点，他着重宣传了吴世恭为了让投靠的流民安居乐业，不惜白白付出自己的土地和财产的行为。

这让吴世恭在汝宁本地的威望进一步高涨，也使得投靠的流民对吴世恭感激涕零。有些好笑的是，吴世恭在内外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

在汝宁军控制区外，一些乱匪流民因为吴世恭的大屠杀而形成了吴世恭是一位屠夫的形象，而崇祯皇帝和朝廷官员也认为吴世恭是一名贪财好色，残暴无良的武夫。

可是在汝宁军控制区内，读书人认为吴世恭是读了圣贤书的圣人子弟；地方士绅认为吴世恭是他们的贴心人；而就是那些最低等的家奴，也认为吴世恭是一位仁心深厚，仗义疏财的大好人。

至于吴世恭的家人和汝宁军自己嘛！汝宁军因为自己的地位大量以汝宁军本部和官员基金会的名义参股了大量的产业，使得汝宁军的财政收入和官员的收入得到了爆发性的增长。而底层退役的老兵也获得了一批土地或者一大笔安置费。

要知道，如果没有汝宁军这个团体，那么这些人以后也将不会再有这笔收益，所以汝宁军这个政治团体团结得更紧密了，所以说，以经济利益组成的团体那就是最牢不可破的，这是不是政治经济学的新解释呢？

而吴世恭内宅夫人们在赵如雅的参谋下，与汝宁军的官员、本地官员和士绅也大量投资了各种行业，这也使得他们的私财得到了极大的膨胀。所以到了最后，吴世恭控制区内形成了铁板一块，所有人到了最后都心甘情愿地接受了吴世恭的领导。

当然，也不是没有杂音的。总有些朝廷命官不愿意自己的权力被汝宁军剥夺，可是他们立刻受到了自己的上司、同僚和大量参加了汝宁军文官系统和内务司的小吏、衙役的排挤冷落，以致于最后连一两银子的常例都收不到，每天也只能够待在衙门里数着地上的蚂蚁，盼望着早日任满调离这个鬼地方。

而工业和商业的活跃，也大大地缓解了汝宁军安置流民的压力。到了后来，那些商人为了商业的发展主动造桥铺路，帮助汝宁军建设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出粮出银开设垦荒庄子，为汝宁军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