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四年二月中旬，朱由检精心挑选的团队已齐聚京城，准备奔赴使命。临行前，必要的仪式与授权不可或缺——干活之前，先要名正言顺地升官授职。

李邦华被任命为 钦差总理陕西剿抚屯田事务大臣。这个超常规的头衔明确赋予他总揽陕西军政的全权，协调一切剿匪、安抚、屯田事宜，遇事可相机专断，直达天听。

孙元化被正式任命为 陕西三边巡抚。此举令他不仅负责新作物的推广与屯田技术，更获得了管理陕西地方民政、财政的合法权力，能更有效地调动资源，保障任务的执行。

马祥麟在原有石柱宣慰使司指挥使的基础上，加授四川卫指挥使。这不仅极大地提升了其个人地位和威望，使其在协调与其他军事力量时更有底气，也象征着他是皇帝的直接代表，手握钦差之权。

周文郁升任陕西总兵，陕西卫指挥使。并明确敕令 “节制陕西各方客兵、援兵”。这一任命使他成为了陕西地区事实上的最高军事指挥官，有权统一调遣包括其本部关宁军在内的所有作战部队，确保军事行动的统一和高效。

四人跪接圣旨，山呼谢恩。心中虽感皇恩浩荡，但更多的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他们深知此行关乎万千生灵和西北大局。

陛辞之时，朱由检步下御阶，来到四人面前，语重心长，反复告诫：“陕西危局，非一人之力可解。卿等此去，务必同心同德，齐心协力，万事皆要坦诚相待，共渡难关！切不可效仿朝中某些陋习，有事掖着藏着，以致贻误大局！”

他尤其对自己一手提拔的两位爱将周文郁和马祥麟关怀备至，细细叮嘱行军作战、保重身体之事，目光中充满了期许：“朕在京师，静候卿等佳音！盼尔等不负朕望，克竟全功！”

为确保事务顺利开展，朱由检更是拿出了实实在在的支持：他特旨将之前“售卖”教堂特许权所得的六万两白银，又从拮据的内帑中咬牙挤出十万两，凑足整整十六万两白银，作为他们的启动资金。

“这些银两，尔等带去陕西。”朱由检指着那沉甸甸的银箱，“一则用于招募流民，采买农具种薯；二则犒赏军士，维持开支；三则……或许可用于招抚之时，略示朝廷恩恤。总之，一切以便宜行事为准！”

带着皇帝的殷殷嘱托、前所未有的重权以及宝贵的十六万两军饷，这支被寄予厚望的队伍，终于浩浩荡荡地驶出京城，向着那片苦难深重而又充满希望的土地进发。

抵达陕西后，李邦华一刻未停，旋即于临时督署行辕升帐开府，召见陕西地方文武官员。

大堂之上，气氛肃穆。李邦华端坐正堂主位，面色沉静不怒自威。孙元化、周文郁、马祥麟三位核心成员皆按剑披甲，分别肃立其两侧，如同三尊护法金刚，无声地宣示着中央钦差的权威与武力后盾。陕西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挥使以及西安府乃至周边州县的官员们鱼贯而入，分列两侧，心思各异地等待着这位钦差大臣的开场。

李邦华没有多余的寒暄，目光如电扫过堂下众官，开门见山，声若洪钟：

“诸位！本官奉圣命而来，所为者无非三件事！”他竖起三根手指，字句清晰，掷地有声：

“其一，剿灭肆虐地方、祸乱乡里的民变流寇，还陕西一个安宁！”

“其二，安抚流徙百姓，恢复生产，推广新种，让百姓有田可耕，有饭可食，得以安居乐业！”言及此处，他话音陡然转厉，竖起第三根手指，目光也变得锐利无比：“至于这第三！所有侵吞军屯田产者，所有欺上瞒下、中饱私囊者，所有虚报兵额、冒领饷银者——”

他刻意停顿，让那冰冷的肃杀之气弥漫整个大堂，然后一字一句地说道：“本官只给你们三天时间！三日之内，自行将其所吞没之田产、钱粮，尽数、彻底、毫无保留地归还于朝廷！过时不至者……”他冷哼一声，未尽之言中的威胁意味让堂下不少官员脊背发凉，“便休怪本官以国法从事，届时，悔之晚矣！”

这个开场白，在李邦华自己看来，可谓雷厉风行，恩威并施，足以表明态度，震慑宵小。

然而，他终究还是低估了陕西这潭水有多深，地方势力盘根错节到了何种地步。他的话对于那些在官场和地方上混迹多年的“老油子”以及根基深厚的豪强来说，更像是一阵耳旁风。许多人心中暗自嗤笑：“又是这一套新官上任的三把火，吓唬谁呢？”他们根本不带怕的，笃信法不责众，更相信这位京里来的钦差最终也得向他们背后的关系网和地方的实际情况妥协。

而那些本就畏首畏尾的地方官，见状更是心凉了半截。他们深知那些豪强和军头的手段和能力，谁也不愿、也不敢去当这个出头鸟。于是，几乎不约而同地，所有人都选择了明哲保身——要么眼观鼻、鼻观心，装作什么都没听见；要么心中打定主意，回去之后立刻称病告假，暂避风头。总而言之：你李邦华要搞事，你自己去搞，可千万别带上我们，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也什么都办不了。

这边李邦华在行辕内的训话余音未落，甚至许多官员还未及散去，城外便陡然传来急促的警讯——起义军中的重要头领神一魁，竟亲率两万余人马，骤然聚集于西安府城下！

这神一魁确是陕西乱军中有名号的人物，麾下声势号称六七万之众（实则将随军流亡的男女老幼悉数计算在内），真正能提刀厮杀的骨干约莫两万出头。他们闻风而动，探得此次京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