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右脚，再抽左脚。就这样，内衣便像泄了气的皮球，死气沉沉地落在地上。”

我个人就曾生活在“弹力紧身裤”流行的年代，那种紧身裤，如果不拼命挣扎，你根本穿不上，也脱不下来。所以，“带拉链的连裤内衣”这种东西的确让人眼前一亮。

脱掉“连裤内衣”的那位姑娘，是金发碧眼的性感尤物，列宁娜·克朗。她既无知得出奇，又妩媚撩人——或者，用爱慕她的男性的话说，“气感十足”。列宁娜并不明白为什么她不应该一有机会就和她喜欢的任何男人做爱，因为这样做仅仅是出于礼貌而已，否则就是自私自利。列宁娜脱掉内衣去引诱的那个人是“野人”约翰。约翰是在远离“文明”世界，依靠汲取莎士比亚关于贞洁与淫荡的宏论、祖尼部落的迷信以及自我鞭笞等养分长大的。他信仰宗教，相信世上有浪漫的爱情，相信为自己心爱的人而饱受磨难是值得的。在列宁娜如此随便、如此不知羞耻地脱掉“连裤内衣”之前，他是把列宁娜当成偶像来崇拜的。

两个充满欲望的生殖器从来没有如此不和谐过，于是，赫胥黎的故事就此终结了。

《美妙的新世界》究竟是完美世界的“乌托邦”还是令人作呕的“反乌托邦”，取决于您自己怎么看：生活在新世界中的居民美若天仙，无忧无虑，无病无痛，但我们总觉得这个世界有点让人无法接受。“乌托邦”一词源于希腊语中的O Topia（我—托邦），有人认为该词的意思是“乌有之地”，但也有人认为“乌托邦”一词源于eugenics（优生学）中的eu，也就是说，“乌托邦”的意思是“健康的地方”、“好地方”。十六世纪，托马斯·莫尔在给自己的作品取名为《乌托邦》时，可能是取了这个词的双关意义，即：“乌托邦”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好地方。

就一部文学作品而言，《美妙的新世界》与先前许多作品都有割裂不断的历史渊源。从远处说，有柏拉图的《理想国》，有《圣经》的《启示录》，有亚特兰蒂斯神话；从近处说，有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有乔纳森·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中充满人类理性的慧骃国，有H.G.威尔斯的《时间机器》（其中那些愚钝、漂亮的“上层社会”白天在阳光下安逸地玩耍，而那些丑陋的“下层社会”则在地下开动着机器，只有在夜里才会来到地面追食那些交际花）。

在十九世纪——排污系统、医药、通讯技术、交通等领域的发展可谓是日新月异——许多严肃的乌托邦作品都被主流的乐观主义情怀挖掘出来，其中最重要的是威廉·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和爱德华·贝拉米的《回首往事》。

乌托邦作品都对社会现实持批判的态度，又对人类的前景抱悲观的看法。由此，这些作品都近乎于讽刺作品，比如，斯威夫特、莫尔、威尔斯等人的作品。但与此同时，乌托邦作品又都认可这样的观点：人类可以做到尽善尽美，至少可以大大改进。因此，这些作品又都像理想化的浪漫主义文学，比如，贝拉米和莫里斯的作品就是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终结了浪漫理想主义文学的乌托邦美梦，正如现实生活中乌托邦计划刚要启动就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一样。俄国政权和德国纳粹的上台都始于乌托邦愿景。

但正如大部分乌托邦作品已经发现的那样，社会可以变得尽善尽美的构想已经在争议的岩石上撞得头破血流。假如有人不同意你的观点，不参与你的计划，你能拿他怎么办？纳撒尼尔·霍桑本人就是现实生活中布鲁克农场乌托邦计划中一个觉悟了的毕业生。他说，新英格兰地区的清教徒奠基者们本想打造一个新耶路撒冷，但刚开始他们使用的是牢狱和绞架。在乌托邦作品中，对那些反权威的人来说，强制再教育、充军流放、处以绞刑是家常便饭。就像《一九八四》中那样，如果你不爱“老大哥”，那你就成了过街老鼠。（《美妙的新世界》有其较温和的惩罚方式：对于那些离经叛道者，一律流放到冰岛，在那里志趣相投的知识分子可以讨论人类的最后归宿，而不会烦扰“正常”人。）

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开始，乌托邦和反乌托邦作品都具备与现实社会相同的社会基础。无论是乌托邦作品，还是反乌托邦作品，都回答了相同的问题：人住在什么地方？吃什么？穿什么？如何对待性和抚养子女？谁掌权？谁劳作？公民与自然的关系是什么样的？经济的运行模式又是什么样的？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W.H.赫德森《水晶时代》等浪漫主义乌托邦作品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拉斐尔前派的画面，居民们酷爱飘逸的长袍，居所的自然环境听上去有点像加装了彩色玻璃，点缀了许多工艺品的英格兰乡间别墅。小说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摒弃产业主义，恢复与大自然的和谐共处，解决人口过剩问题，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针对最后这个问题，赫德森的解决方法很简单，即：除了每个乡间别墅里性生活虽然不和谐但仍注定要生儿育女的夫妻之外，统统消灭性。

但，用赫胥黎自己的话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创作《美妙的新世界》时，他是一个“调皮捣蛋、持极端怀疑论的唯美主义者”，属于聪颖的青年新贵群体，整天围着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124团团转，以抨击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和英王爱德华时代的一切为乐。所以，《美妙的新世界》摒弃了飘逸的长袍、工艺品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