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赵老憨和孙寡妇：“粮食很糟糕，但总比没有强。我们必须精打细算。从今天起，每天的口粮定量。老憨，你饭量小些，每天……四两干粮。孙婶，你五两。我六两。优先吃最差的那袋麸皮糠粉，好的稍微留一留。”

“四两？”赵老憨叫了起来，“那点东西，泡了水都涨不起一碗！够干啥？”

“够吊着命。”李根柱冷静地说，“我们现在不是在家里过日子，是在逃命。吃得太多，粮食消耗快，出去找粮的次数就多，暴露的风险就大。吃得少，饿不死就行。等我们站稳脚跟，找到稳定的食物来源，再考虑吃饱的问题。”

孙寡妇点了点头，没异议。她经历过更苦的日子，知道在绝境里，有点吃的就不错了，挑剔不得。

李根柱又接着说：“水的问题暂时解决了，但还得省着用。老憨你找的这个石缝渗水太慢，要接很久。我们得轮流去接，并且时刻注意有没有被人发现水源的痕迹。”

“武器要保养。镰刀和柴刀是我们的命根子，不能生锈。有条件的话，得磨利一些。”

“最后，”他加重了语气，“这个地方只是临时落脚点。我们不能在一个地方待太久。最多两三天，就必须转移。胡家的悬赏已经发出，搜山的人随时可能出现。我们要像山里的狐狸一样，狡兔三窟，不停地换地方。”

赵老憨听着这一条条的安排，眼神里又浮现出恐惧：“还要转移？这……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要么等到胡家放弃，要么等到我们强大到不用怕他们。”李根柱说，“你觉得哪个可能性大？”

赵老憨不说话了。胡里长那种人，吃了这么大的亏，死了家丁，丢了面子，怎么可能轻易放弃？至于他们强大……三个人，四十斤烂粮食，强大个屁。

气氛再次凝重。

李根柱知道，光是定规矩、分配任务还不够。必须给这两个同伴一点希望，哪怕是很渺茫的希望。否则，在恐惧和绝望的双重压迫下，队伍随时可能从内部崩溃。

他抓起一把那灰褐色的杂粮混合物，在手里掂了掂，忽然说：“你们知道吗？有时候，最糟糕的东西，反而能派上大用场。”

赵老憨和孙寡妇都看向他。

“这些粮食质量差，杂质多，味道怪。”李根柱说，“但如果……我们不是自己吃呢？”

“不自己吃？那干啥？喂鸟？”赵老憨疑惑。

李根柱的眼睛在昏暗的山洞里闪着光：“如果有一天，我们遇到其他也在山里逃难的人，饿得快要死了。我们拿出一点这种粮食，救他一命。你们说，他会怎么想？他会感激我们，还是会嫌弃这粮食难吃？”

孙寡妇似乎明白了什么，眼神动了动。

“我们现在人少，势单力薄。”李根柱继续说，“想要活下去，活得久一点，光靠躲是不行的。得有人，得有更多的同伴。这些粮食，就是我们最初的本钱——不是用来吃的本钱，而是用来……收买人心的本钱。”

这话说得直白，甚至有些冷酷。但在明末陕北这个人命贱如草芥的地方，这才是最现实的生存逻辑。一点难以下咽的粮食，换一个可能成为同伴、增加一份力量的人命，这买卖，在某些时候，做得过。

赵老憨听得似懂非懂，但感觉李根柱似乎有了更长远的打算，心里那点绝望好像淡了一点点。

“当然，那是以后的事。”李根柱把粮食放回口袋，仔细扎好，“现在，我们得先保证自己别饿死。孙婶，你腿脚不方便，今天就在洞里休息，顺便把这些粮食里的石子、大块的杂质挑一挑。老憨，你跟我出去一趟，我们得在附近设置一些简单的预警机关，再看看能不能找到点别的吃食——比如冬眠的蛇鼠洞，或者还没落干净的野果子。”

安排妥当，李根柱和赵老憨离开了山洞。孙寡妇默默拿起一个口袋，开始仔细地挑拣里面的沙石和虫蛀的颗粒。她的动作很慢，很认真，仿佛在做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也许，只有通过这种机械的劳动，才能暂时忘却手上的血债，忘却前路的迷茫。

就在李根柱三人在深山山洞里清点着他们寒酸的战利品时，山外的世界，因为这三十两银子的悬赏，已经泛起了涟漪。

胡家大院里，王贵正在享受他作为“平乱功臣”和“调查主管”的双重权威。

那个被孙寡妇砍伤的家丁刘大夯，天亮后终究没熬过去，断了气。王贵亲自操办了“丰厚”的抚恤——从账上支了五两银子，交给刘大夯一个远房亲戚，又用刘大夯的“英勇事迹”大大宣扬了一番，既彰显了胡家的“仁义”，又强化了李根柱和孙寡妇的“悍匪”形象。

至于调查“内应”的工作，更是进行得“如火如荼”。王贵借着胡里长的指令，将几个平日里不太听话、或者他看不顺眼的家丁和佃户叫去“问话”，过程自然少不了拍桌子瞪眼、言语恐吓，甚至暗示不“配合”就会如何如何。一时间，胡家大院乃至整个胡家庄子，都弥漫着一股猜疑和恐惧的气氛。人人自危，互相提防，反而没人再去深究王贵昨晚指挥追捕时的失误了。

而那张悬赏三十两银子的告示，效果比王贵预想的还要好。

告示贴出的当天下午，就有附近村子的猎户和闲汉跑到胡家大院外打听消息，确认悬赏的真假。当得知确有其事，一些胆大或者特别缺钱的人，眼睛开始放光了。

三十两啊！够赌多少把？够喝多少顿酒？够去窑子里找多少次乐子？

很快，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