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配填料，监督每一层的夯实程度。苏晓则重新补种了那些暴露的种子——她从备用种子里匀出了一小部分，每一粒都用指尖小心埋进补填的土中。

傍晚六点四十七分，当最后一粒种子被泥土覆盖，整片种植园爆发出压抑许久的欢呼声。张远一把抱起身边的李伟转了个圈，两人差点一起摔进田垄里。妇女们相拥而泣，孩子们在田埂上奔跑尖叫。连A-07也兴奋地拍打着骨翼，发出高频率的嘶鸣声——后来苏晓说，那是它表达喜悦的方式。

夕阳把整片种植园染成金红色。新翻的土壤在斜照下呈现出深浅不一的褐色，像巨大的调色盘。田垄笔直如线，上面铺着的干草在微风里轻轻颤动。每隔一米立着小小的木牌，那是孩子们用废旧木板做的，上面用炭笔写着“小麦区A-1”“育种区b-3”等字样，字迹稚嫩但工整。

苏晓把剩下的种子小心收好，放进特制的恒温盒里——那是用旧保温箱改装的，内壁贴了锡箔纸，能维持相对恒定的温度和湿度。“还有四十二粒备用种，”她清点后向大家宣布，“如果出苗率低于85%，我们就用这些补种。如果高于90%，就把剩下的留作明年扩种用。”

王伯喝了口绿豆汤，满足地叹了口气，然后指着远处的山坡：“我看那片坡地向阳，坡度也不大，明年春天咱们把它改造成梯田，能多种两亩。到时候轮作安排得开，一年可以收两季。”

夜里，我躺在床上，耳朵里仿佛还能听见白天的喧闹声。手腕上的伤疤隐隐发痒——这是它感知到强烈情绪时的反应。我起身走到窗边，看见种植园方向有微弱的光亮在移动，那是值夜的人在巡视。月光下，新铺的干草垄泛着银白色的光，像大地安睡时的呼吸。

不知什么时候下起了小雨，淅淅沥沥的，像春蚕啃食桑叶的声响。我担心雨太大冲走覆盖土，但王伯说过，这种细雨正好，能促进种子萌芽，又不会造成冲刷。

第二天清晨，我特意提早去了种植园。晨雾还没散尽，空气里满是湿润的泥土气息。刚走到田埂，就看见苏晓已经蹲在地里，手里的放大镜对准一株刚刚破土的绿芽。

“发芽了！”她抬起头，眼里满是惊喜，“比苏宇日记里写的还早一天！看这芽势，出苗率可能超过95%！”

我凑过去，在湿润的褐色土壤中，一株嫩绿的幼芽顶着淡黄色的种皮，像一个小小的拳头，倔强地伸向天空。它的茎只有火柴棍粗细，但挺得笔直；两片初生的子叶还没完全展开，蜷曲着，像婴儿握紧的小手。

接着，我看见第二株、第三株……沿着田垄望去，星星点点的绿色已经破土而出，在晨光中微微颤动。有些芽尖还挂着细小的露珠，像给新生命戴上的珍珠。

安安也跑了过来，她不像我们只看表面，而是蹲下来，把耳朵贴近地面。“好多声音呀，”她闭上眼睛，脸上露出微笑，“种子在土里轻轻 cracking 开，根在往下扎，沙沙沙的，像很多小虫子在说话。”

她指着不远处的田垄：“那里的芽芽更壮，因为土壤里的营养多。但是那边，”她又指向另一片区域，“营养有点不够，得早点追肥。”

我按照她指的位置查看，果然发现不同区域的苗势有明显差异。苏晓立刻拿出笔记本记录：“安安的感知能帮我们实现精准施肥，节省肥料，还能避免烧苗。”

接下来的日子里，种植园成了基地最热闹的地方。清晨六点，苏晓就带着妇女们给小麦苗洒水——不是浇灌，而是用特制的喷壶喷出细密的水雾，模仿自然的晨露。她们沿着田垄慢慢走，喷头离地半米，让水雾均匀飘落。这个工作是王伯特别交代的：“苗期最怕大水漫灌，会把根冲出来，要像对待新生儿一样温柔。”

上午九点，阳光变得充足时，王伯会带着小李调试灌溉系统。他们在田边挖了个简易的蓄水池，接引从地下水源来的水，池边安装了用旧时钟改造成的定时器。每天三次，定时器会触发机关，让池水通过埋设的水管缓缓流入每一条田垄。这系统还很粗糙，时常出故障，但每次修复后都会比之前更完善一点。

中午是除草时间。李伟发现，与其等杂草长大再拔，不如在它们刚冒头时就清除。他带着孩子们——现在这支“除草小队”已经有十二个孩子——每人发一把小镊子，沿着田垄寻找刚刚破土的杂草。这项工作需要极好的眼力和耐心，孩子们却做得兴致勃勃。他们把拔出的杂草收集起来，交给刘梅晒干当柴火，一点不浪费。

下午的工作最繁杂：记录生长数据、检查病虫害、加固田埂、疏通排水沟……每个人都身兼数职。张远发挥他的组织能力，把人员分成固定小组，每组负责一片区域，实行“包产到组”。组与组之间还展开了劳动竞赛，比谁的苗长得齐，谁的田里杂草少。

A-07成了全天候的守卫。它白天趴在种植园入口处的土坡上，骨翼微微张开，像一尊奇特的雕塑。任何试图靠近的动物——无论是变异田鼠、辐射兔，还是偶尔飞过的食籽鸟——都会在五十米外被它发现并驱离。它从不伤害这些动物，只是用骨翼拍打地面发出威慑的声音，或者快速移动制造气流，把它们吓走。只有一次，一群变异的蝗虫试图入侵，A-07才动用了它的声波能力，那频率人类听不见，却让蝗虫群在距离麦田十米处突然转向。

夜里，A-07的巡逻更加频繁。它的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