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我们制作了简易的播种器——一节竹筒，底部钻了大小适宜的孔，每次摇晃就能均匀撒出一定数量的种子。张远负责打垄，李伟负责播种，我负责覆土，三人组成一条流水线，一个上午就完成了两亩地的播种。

傍晚收工时，整片种植园已经初具规模。东边是刚刚播下向日葵的清洁区，西边是预留的小麦种植区，中间是用碎石铺出的小径，方便日后管理。夕阳把每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影子在田垄间交错，像给大地织了一张网。

王伯站在田埂最高处，眺望着这片刚刚苏醒的土地，眼里有泪光闪动：“六十年前，我跟我爹种下第一亩麦田时，也是这样看着太阳下山。那时候觉得，只要地还在，人就有希望。”

“现在也一样。”苏晓站到他身边，手里还握着苏宇的日记，“地还在，我们也还在。”

种植的关键节点在第七天。苏晓说，根据苏宇的记录，这天必须完成小麦播种，才能赶上最佳生长期。为此，我们提前两天就开始做最后的准备。

第六天夜里，几乎所有成年人都失眠了。张远在宿舍里反复检查播种要用的工具，把木耧的每一个榫头都加固了一遍；李伟在床上翻来覆去，小声背诵着播种的注意事项；我走到窗前，看见育苗棚里还亮着微弱的灯光——苏晓肯定还在做最后的检查。

天还没亮，种植园已经人影攒动。张远带着队员用特制的木耧开沟，那是王伯用旧农具改的，主体是一根弯曲的硬木，下面装着三个铁制的开沟器。木耧由两个人一前一后拉着，一次能开出三条笔直的浅沟，深度、间距都完全一致，比人工用锄头开沟快了两倍还不止。

“稳着点！”张远在前面拉绳，额头上青筋微凸，“沟深必须控制在三到四厘米，浅了种子容易干，深了苗出不来！”

李伟负责撒种。他腰上系着特制的竹篮，篮子里铺着湿润的棉布，上面整齐摆放着已经催好芽的种子。他的动作有种近乎神圣的仪式感：每次只抓一小把，抬到齐胸高度，手腕轻轻一抖，种子就像金色的雨点均匀落进沟里。每撒完一把，他都要在心里默数——这是我们仅有的种子，每一粒都可能是未来几十个人的口粮，容不得半点浪费。

苏晓跟在他后面，双手戴着旧的棉线手套，小心翼翼地把沟边的土拢到沟里，盖住种子。她的动作轻柔得像在呵护婴儿，既不能让土压得太实影响出苗，又不能盖得太薄让种子暴露。有时她会停下来，用指尖轻轻试探土壤的湿度，然后调整覆盖的厚度。

“这里的土偏砂性，得多盖半厘米。”她抬起头对后面的人说，额前的碎发被汗水黏在皮肤上。

我跟在队伍最后，负责用特制的木板轻压垄面。这木板是王伯特意制作的，底面微微拱起，宽度正好与垄面相当。压土的力道要恰到好处——太轻起不到保墒作用，太重又会影响出苗。我推着木板慢慢前进，能感觉到土壤在板下微微下陷，那种触感让我莫名安心。

中午时分，太阳越来越烈。刘梅带着妇女们送来了绿豆汤和简单的午餐，但几乎没人停下来吃。大家都憋着一股劲，想在天黑前完成播种。孩子们也来帮忙，小诺和丫丫提着用旧塑料瓶改造成的小水壶，沿着田垄给刚播种的地方喷水保湿。他们的动作小心翼翼，生怕水柱冲走了覆盖的土层。

A-07承担起了最辛苦的工作——从一公里外的树林往回拖运干草。它用骨翼卷起大捆的干草，在崎岖的山路上平稳前行，每次运回的草量足够覆盖半亩地。干草铺在垄面上，既能保湿，又能防止雨水冲刷，还能在腐烂后增加土壤有机质。

播种到一半时，意外发生了。

西边第三垄突然出现一片塌陷，刚播下的种子全露了出来，混合着湿土散在沟外。李伟第一个冲过去，蹲下来仔细查看，眉头拧成一团：“是地下的老树根腐烂了！看这空洞的大小，至少是棵二十年以上的槐树根。”

这确实是个棘手的问题。如果不处理，空洞会越塌越大，下雨时积水排不出去，整片区域的根都会烂掉。但如果回填不当，土壤沉降不均匀，将来麦苗会长得参差不齐。

苏晓迅速翻开苏宇的日记，手指在索引页快速滑动。几秒钟后，她的眼睛一亮：“找到了！苏宇写过处理这种情况的方法——用碎木屑混合草木灰填坑，比例是三比一。木屑要选用硬木的，最好是橡木或榆木，腐烂速度慢，能支撑更长时间。填坑时要分层压实，每填十厘米就浇一次水，让材料自然沉降。”

王伯立刻组织人手去仓库搬碎木屑——那是之前制作工具时攒下的下脚料，本来打算当柴火烧，现在派上了大用场。同时，他让小李带人去取草木灰，要最细的那种，不能有大块的炭渣。

安安在这时展现了惊人的能力。她沿着田垄慢慢走，每到一处就蹲下来，用小手轻轻拍打地面，侧耳倾听。很快，她标记出了另外七处潜在塌陷点——有些地方地面看起来完好，但底下已经有小空洞形成。

“这里的土声音不一样。”安安向我解释，小手按在一处看起来毫无异常的地面上，“别的地方敲起来是‘咚咚’声，这里是‘空空’声，像敲鼓。”

我们按照她标记的位置逐一探查，果然在每个点下方都发现了大小不一的空洞。最大的一个直径超过半米，如果没发现，等麦苗长到抽穗时突然塌陷，损失将不可估量。

处理这些空洞花了我们整整两个小时。王伯亲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