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耳朵，那就是：“胡说八道！胡说八道！”他期待大夫会说各种各样的话，惟独不是这一句。因为假若他是在胡说八道，他的人生就是一场梦而已。

“巴里大夫，我还没解释清——。”

“现在听我说，莫瑞斯。永远也不要再让自己的脑子里浮现那样邪恶的幻觉，来自魔鬼的诱惑。”

这个嗓音使他深深感动。难道不是科学在说话吗？

“是谁把这样的谎言塞进你的脑子的？你可是个正派人呀！我瞧得出来，也了解你。咱们再也别提这个了。不——我决不谈，决不接触这个话题。我能为你做的最坏的一件事就是讨论这个问题。”

“我希望得到您的指点。”莫瑞斯说。他对巴里大夫那种盛气凌人的态度进行抗拒。“对我来说，这不是胡说八道，却关系到我的生命。”

“胡说八道。”传来了充满权威的声音。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自从记事以来，我一直是这个样子。这是什么呢？我得病了吗？要是病了，我希望能够康复。我再也耐不住这样的凄凉，尤其是最近六个月。不论您吩咐我什么，我都照办。我把自己的要求和盘托出了，请您务必帮助我。”

他又恢复了原先那个姿势，全身心都在凝视那炉火。

“来！穿上衣服。”

“对不起。”他低声说，并且听从了大夫的话。接着，巴里大夫拧开了门锁，呼唤道：“波莉！威士忌！”诊治结束了。

[1] 奥斯卡·王尔德（1854—1900）是爱尔兰诗人、小说家、戏剧家。1895年他被指控和青年艾尔弗雷德·道格拉斯搞同性爱，被判入狱服劳役两年。他在狱中写了长信《从深处》，抱怨道格拉斯对他的引诱。

[2] 洛伦佐·德·梅迪契（1449—1492）是佛罗伦萨政治家、统治者和文学艺术保护人。意大利雕刻家米开朗琪罗（1475—1564）就是在他的帮助下到梅迪契园学雕刻的。在15世纪后半叶，由于洛伦佐的鼓励，佛罗伦萨的艺术十分繁荣。梅迪契家族的统治一直延续到18世纪。

三十二

巴里大夫给了自己所能给的最好的医嘱。他从未读过有关莫瑞斯这种症状的医学论文，当他在医院里实习的时候，还没有这些论文。后来所发表的有关论文又都是用德文写的，因此令人怀疑。他生性对此感到厌恶，因而高高兴兴地赞同社会所做出的裁决。也就是说，那是站在神学立场上的裁决。他相信，惟有最堕落的人才会瞥视所多玛。因此，当一个身世清白、身体健康的人向他坦白自己有这种倾向的时候，他自自然然地就回答说：“胡说八道！胡说八道！”他是十分真诚的。他坚信莫瑞斯是偶然风闻一些议论，从而酿成病态的思绪，而一个医师那充满轻蔑的沉默是能够立即消除这种疑虑的。

莫瑞斯也不是无动于衷地告辞而去的。在霍尔家，巴里大夫可谓大名鼎鼎，他两次使吉蒂起死回生。霍尔先生生最后那场病期间，始终是由他护理的。他非常正直，有独立见解，从来也没有言不由衷过。将近二十年来，他一直是他们家的至高无上的权威者。他们轻易不求助于他，然而全家人都知道他的存在，知道他是能够判断是非的。如今他虽然断定莫瑞斯是在“胡说八道”，但莫瑞斯的每个细胞都有所抵触，心里还是很怀疑：难道自己真是在胡说八道吗？他憎恨巴里大夫的处世哲学：容忍卖淫，简直是卑鄙。但是他依然尊重大夫的想法。他有意与命运再度争辩，离开了大夫家。

由于不便告诉大夫的一个原因，他加强了这个心意。克莱夫刚满二十四岁就对女人感兴趣了。到了八月，他就满二十四岁了。他或许也会转变吧……现在想想，不满二十四岁就结婚的男人寥寥无几。像大多数英国人那样，莫瑞斯意想不到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人。他的烦恼教给他，世上还生活着其他人，却没告诉他，人们是形形色色的。他试图把克莱夫的发展过程看作自己的先驱。

倘若能够结婚，与社会和法律达成共识，该是何等愉快啊。后来巴里大夫又遇见了莫瑞斯，并且说：“莫瑞斯，你去找个合适姑娘——这样一来就什么麻烦都没有了。”他想起了格拉迪斯·奥尔科特。当然，如今他已不是那个生硬的大学生了。在那之后，他吃尽了苦头，做过自我剖析，知道自己不正常。然而，难道就没有希望吗？假使他遇见了一个女子，在其他方面对他表示同情呢？他希望有儿女。他是有生育能力的——巴里大夫这么说过。难道他终究不能结婚吗？由于艾达的缘故，这个话题在家里闹得沸沸扬扬。他母亲经常建议他为吉蒂找个什么人。吉蒂则为他找，她抱着一种令人吃惊的超然态度。对她来说，在守寡期间，“婚姻”、“爱”与“子女”这些词已丧失了全部意义。汤克斯小姐送给吉蒂一张音乐会的票，透露出种种可能性。吉蒂说自己不能去，挨个儿问围桌而坐的人要不要。莫瑞斯表示他愿意去。她提醒他道，那天晚上他还有俱乐部的活动呢。然而他说，他不参加了。他去了，碰巧是柴可夫斯基的交响曲。那是克莱夫教会他喜欢上的。他欣赏那种刺耳、撕裂、抚慰——对他而言，该乐曲所意味的不超过这个——乐曲还诱使他对汤克斯小姐生出温情脉脉的感激。不幸的是，散场后他遇见了里斯利。

“《背德悲响曲》。”里斯利愉快地说。

“《悲怆交响曲》。”俗人纠正说。

“《乱伦与背德悲响曲》。”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