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还不知道这回事呢，丹沃斯试着回忆施行检疫隔离的必需条件。原来的规定要求存在“无法辨识的疾病或怀疑存在传染”的情况时，需要施行检疫隔离——但这些规定是在那次世界大流感之后最初那阵恐慌中通过的，从那以后每隔几年它们都会被修订和降低强度，所以丹沃斯完全不清楚现在它们是怎样的。

他倒是知道，几年前在西班牙一个城镇，一场拉沙热在得到遏制前肆虐了三个星期，导致了报纸上一场小题大做的恐慌，所以规定变成了“完全无法辨识的危险传染病”。当时该地的医生没有进行病毒分析，把所有乱七八糟的事情搅在一起，到后来大大推动了一把施行强制隔离的提案，只不过丹沃斯不清楚最后这一条例有没有贯彻下去。

“我是不是应该把她们安排在沙尔文楼的房间呢，先生？”芬奇又问。

“好的。不，暂时先把她们安置在学生活动室。她们可以练习她们的转调鸣钟或随便什么玩意儿。去拿巴特利的档案，然后打电话告诉我们，就打这个号码。然后你还得找出关于贝辛格姆的消息，你可以稍后再去安排那些美国人的住处。”

“她们非常沮丧，先生。”

我也是，丹沃斯想。“告诉那些美国人我会想想就现在的情况能做些什么，然后给你回电。”说完，丹沃斯挂断了电话，他看着屏幕暗淡下去。

“您不会是等着告诉贝辛格姆您那些认为此次失败应归咎于中世纪研究组的恶意揣测吧？”吉尔克里斯特质问道，“而且事实上正是因为您的技术员使用毒品使得此次计划受到危害，关于这一点，我会在贝辛格姆先生回来时亲自向他汇报的。”

丹沃斯看了看他的电子表。四点半。芬奇说他们被拦下来的时候差一点儿三点。那是一个半小时之前了。近些年来牛津只有过两次临时检疫隔离。一次后来被证实是注射后产生的过敏反应，而另一次什么也不是，只是一个女学生的恶作剧。那两次隔离都在他们得出血液检查结果后立即取消了，甚至都没花上十分钟。在救护车里时玛丽已经取了血样了，当他们进到急诊部时丹沃斯看见装血样的玻璃瓶已经递交给了住院医师。这段时间足够他们取得检查结果了。

“我肯定贝辛格姆先生也会很有兴趣听听您的技术员是如何让这次实习计划受到损害的。”吉尔克里斯特继续说道。

丹沃斯心想，巴特利的低血压，呼吸吃力，升高的体温，看上去这是传染病的症状。在救护车里时玛丽就说巴特利那样高的体温可能是某种感染，但丹沃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