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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但她一直在留意楼梯的脚步声。
“我做了排骨,晚餐还热着,”我进门后她边关门边对我说,“马上就可以吃。或者我晚一点儿再加热。”
“嗯,”我说,“晚点儿再加热。”
生活在遥远未来的读者,这时候我几乎——不太确定,但是几乎——可以想象在你那种时代里,传记作家甚至小说家描写到接下来可能发生的私人活动,也就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亲密时刻的时候,多半不会拉上谨慎的布帘。我只希望你们的年代还不至于放荡到毫无节制地口说或描写这类私密场景。但如果你奢望在这里看到那种不知羞耻的腥膻文字,你恐怕要失望了。
我可以说的是,如果你见到了马莎小姐的相片,你可能不会好心地观察到我每次靠近她时见到的那种美。在一般人眼中,或在照相机的镜头里(马莎告诉过我,一年多前她满十九岁的时候,父母赞助让她拍了一张照片),马莎个子不高,瘦长脸蛋儿看起来有点儿严肃,嘴唇几乎像黑人那么厚,一头直发分线严明(以至于她的头顶仿佛秃了),眼窝深陷,鼻子和肤色让她看起来简直像在美国南方棉花田里采收棉花的黑人。
马莎的照片完全显现不出她的活力、热情、性感和肉体上的慷慨与大胆。很多女人——我绝大多数时间都跟女人同居——可以借着穿着打扮或涂红抹紫或送送秋波之类的手段,在公共场合对男性宣扬伪装的性感,其实内心没有一点儿女性魅力。我猜那些女人做那些举动只是出于习惯。而有些女人则真正展现出这种热情的天性,比如年轻的马莎。在我们19世纪60年代的英国社会那些半冷感、半冷漠、反应迟钝的女人堆里能找到这样一个女人,与其说是找到一颗未经琢磨的钻石,不如说是在狄更斯很喜欢带我去的巴黎停尸间那些冰冷死尸之间找到一具温暖有回应的躯体。
几小时后,我们坐在她收拾出来摆上晚餐的小桌子旁,就着烛光啃着干硬的排骨(马莎不是个好厨子,而且永远也不会是),手里的叉子随意拨弄又冷又干的蔬菜。马莎今天还买了一瓶葡萄酒,但那酒跟食物一样难以下咽。
我拉起她的手。
“亲爱的,”我说,“明天天一亮你马上收拾行李,搭十一点十五分的火车回雅茅斯去。你要重新回到原来那间旅馆工作,如果不行,就找个类似的工作。明天晚上以前你一定要到韦斯顿去探望你父母和哥哥,告诉他们你过得很好,很开心,说你用自己的钱到布莱顿度了个假。”
马莎果然值得疼爱,她没有啜泣或假笑,只是咬咬下嘴唇说道:“柯林斯先生,心爱的,我做错什么事冒犯了你吗?晚餐不好吃吗?”
我虽然很累,眼睛和四肢的疼痛愈来愈严重,却还是忍不住笑了:“不,不是,亲爱的。只是最近有个探员在四处打探消息,我们不要给他任何机会威胁我,或威胁你和你的家人,亲爱的。我们必须暂时分开一段时间,等到他没兴趣玩儿下去。”
“警探!”马莎叫道。她个性很沉着,但她终究是从事帮佣工作的乡下人。警探,尤其是伦敦警探,会让她们这种人心生畏惧。
我又露出笑容安抚她:“不。那人已经不是警探了,亲爱的马莎。只是那种年老的爵爷们雇来监视外出从事慈善工作的年轻妻子的卑鄙私家侦探,没什么好担心的。”
“我们非得分开吗?”她环顾房间。我看得出来她想努力把灰扑扑的家具和墙上沉闷的图案印在脑海里,就像王室成员遭到贬谪即将被赶出世居的城堡时一样。
“只分开一小段时间,”我拍拍她的手,“我会应付这个探员,之后我们再重新安排见面时间。我会继续以道森太太的名义承租这套公寓,因为你一定很快就会回来。你说这样好吗?”
“这样当然很好,道森先生。今晚你能留下来吗?最后一个晚上能多待一会儿吗?”
“亲爱的,今晚不行。今晚我的痛风很严重,我必须回家服药。”
“心爱的,真希望你留一瓶药在这里,这么一来当它为你纾解疼痛的时候,我可以为你纾解其他的紧绷和焦虑!”她捏捏我的手,力道太大,让我已经痛苦不已的手臂又是一阵抽痛。泪水在她眼眶打转,我知道她是在为我难过,不是因为自己即将离去。马莎有个富有同情心的灵魂。
“搭十一点十五分的班车,”说着,我把总共六英镑的纸钞和硬币放在梳妆台上,然后起身穿外套,“亲爱的,记得别遗漏任何东西,一路顺风,我很快会跟你联络。”
我回到梅坎比街9号的家时,十四岁的哈丽叶已经就寝,卡罗琳还没睡。
“你饿不饿?”她问,“我们晚上吃小牛肉,我帮你留了些。”
“不用了,来点酒也好。”我说,“今天全身痛得不得了。”我走到厨房,用藏在背心口袋里的钥匙打开我的私人碗柜,一口气灌了三杯鸦片酊,再回到用餐室找卡罗琳,她已经斟好两杯马德拉白葡萄美酒。马莎的劣质酒味道还留在嘴里,我需要驱走它。
“你今天拜访狄更斯还好吗?”她问,“我以为你会早点回来。”
“你也知道他留人用餐有多么坚持,”我说,“根本不让人拒绝。”
“这点我倒真的不知道,”卡罗琳说,“我每次跟狄更斯先生一起用餐都是跟你一起,不是在我们家就是在餐馆包厢。他从来没有坚持留我在他家待得太晚。”
她说得没错,我没有反驳。我感觉得到鸦片酊开始治愈我剧烈的头痛,药效给我一种上下浮动的异样感,仿佛用餐室的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