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专注聆听我夹杂在惨叫声里的口述语句。

我早先说过，鸦片酊是我对治疼痛的缓解剂。或许我也提到过，一般都是在一杯葡萄酒里加入三五滴鸦片酊一起服用，可是到了这个阶段(1865年冬天)，我必须一口气喝个两到三杯才有办法工作或入睡。

服用鸦片酊会有一些我说过的坏处，比如总是觉得自己被人跟踪或遭到迫害，也会有幻觉。起初我认为那个绿皮肤黄獠牙的女人只是幻觉，可是自从她开始在黑暗的楼梯间攻击我，我有好几次早晨睡醒时在脖子上发现抓痕。

某天晚上我在书房写我的小说《阿玛达尔》，突然发现有个男人坐在我左边的椅子上，离我只有几厘米，他也在写东西。那人是我的分身，应该说他就是我：同样的服饰、拿着同一支笔，用迟钝又震惊的表情望着我。当时的我想必也是用同样的表情望着他。

他伸手拿我的空白稿纸。

我不能让他写我的作品，我不能让那页白纸——那页属于我的白纸——变成他的。

我们开始扭打。椅子翻倒了，一盏灯砸碎了。我在黑暗中推开他，跌跌撞撞冲出门外，跑回我的卧房。

隔天早上我走进书房，发现书房的墙壁、部分窗子和窗台、昂贵波斯地毯的一个角落、我的椅子、上面的椅垫和两层书架上的书都被喷溅了墨水，斑斑驳驳活像大麦町犬的毛色。我的小说被人多写了六页，那上面的字迹几乎像是我的，但还不够像。

我把那些纸页扔进壁炉里烧了。

第十二章

1865年11月，菲尔德探长派大个子探员黑彻利来告诉我，狄更斯的“病人”爱伦·特南6月在火车事故中受的伤已经大致复原，既能出席她未来姐夫安东尼·特罗洛普的哥哥举办的舞会，更能在舞会中翩翩起舞。

她的发上别着鲜红天竺葵。

到了那年的圣诞节，菲尔德探长屡屡埋怨我，他说他提供给我的信息远多于我给他的。虽然那年秋天狄更斯在车祸事故后的缓慢恢复期当中数度邀请我到盖德山庄做客，我跟他也多次在城里用餐或参加各项活动，但我们并没有再认真讨论过祖德这个话题。仿佛狄更斯不知怎的知道我和诡计多端的菲尔德探长订立了背叛他的盟约。只是，如果真是这样，那他为什么还继续邀请我到他家、继续写信来闲聊生活大小事，还跟我在伦敦某些我们最喜欢的地方共进晚餐？

总而言之，菲尔德探长听我一五一十转述狄更斯跟祖德见面的情景之后的隔周，就告诉我狄更斯骗了我。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世上就没有狄更斯告诉我的那些地下河支流的存在；没有通往另一条河流的隧道；没有数以百计的穷人被赶到地底下之后的栖息地；在这条无人知晓的地底尼罗河岸也没有埃及神庙。若非狄更斯为了隐瞒前往祖德巢穴的路线而骗了我，就是他一手捏造了全部经过。

菲尔德探长很不高兴。显然他带着手下花了几小时甚至几天，不眠不休地在底下搜索那些墓室、壁龛和下水道……却一无所获。他总是在我们偶尔碰面的低迷气氛中告诉我，这样下去他永远逮不到祖德，直到老死都讨好不了他在伦敦警察厅那些老长官，他的退休金和昔日声名也都恢复无望。

尽管如此，那年冬天菲尔德探长仍然继续提供我消息。秋天那段时间狄更斯完成了《我们共同的朋友》之后，一面欣赏它在《一年四季》的最后几章连载，一面租下伦敦海德公园附近的索斯威克街6号。这没什么奇怪的，两年前他就曾经在这栋房子的街角租过一栋类似的屋子，方便他在伦敦参与各项社交活动，而靠近海德公园这栋新房子主要是方便他女儿玛丽进城跟朋友聚会时使用。其实这种机会寥寥无几，因为当时伦敦社交圈似乎都想避开凯蒂和玛丽这两姐妹。

所以在海德公园附近租个房子一点儿都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诚如几星期后菲尔德探长对我眨眨眼，用他的肥手指摸摸鼻子明示暗示时所说，狄更斯在斯劳镇租的两栋小房子就可疑得多：其中一栋是在镇上闹市区的伊丽莎白别墅，另一栋则在四百米外的教堂街上。当时由于圣诞节脚步接近，所以我是一段时间后才听说这件事的。后来菲尔德探长还告诉我，狄更斯是以崔林翰这个姓氏承租这两处住宅的：租伊丽莎白别墅的是查尔斯·崔林翰；租教堂街上那栋的叫作约翰·崔林翰。

后来菲尔德探长又告诉我，有一段时间教堂街那栋房子一直空着，后来有位特南太太带着她女儿爱伦入住。

“我们想不通狄更斯为什么用崔林翰这个姓氏。”新年过后我跟菲尔德探长一起走在我住家附近的多赛特广场周边时他说道，“这看起来不是什么重要线索，表面上看来是这样。可是干我们这一行，如果能够了解某人做龌龊事为什么选择某个化名，这对案情总是有帮助。”

我假装没听见“龌龊事”这个词，只说：“我跟狄更斯一起办的杂志《一年四季》办公室附近的威灵顿街上有一间烟草店，店老板跟我和狄更斯都很熟，名叫玛莉·崔林翰。”

“哦。”菲尔德探长应了一声。

“不过我不认为他的化名从那里来。”我补了一句。

“不是吗？”

“不是，”我说，“探长，你知不知道托马斯·胡德1839年发表的一篇故事？”

“应该不知道。”菲尔德有点儿恼怒。

“是关于小镇闲言闲语的故事，”我说，“里面有一首小诗……”

“在多嘴多舌的小镇崔林翰

听尽口耳相传的飞短流长……”

“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