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泼周刊》，我自认信的开头完美融合了充满阳刚气息的哀伤与专业素养：

家母病入膏肓，此刻我在她的乡间住处，除了在病榻旁陪伴她，我也尽可能提笔创作。

我继续用专业口吻提及小说的第十二章与第十三章的校对与递送。我花了点时间先是赞扬而后修正他们寄给我的插图校样。我一连串书信体叙述者的第一个，也就是总管加布里埃尔·贝特里奇，在插画家笔下穿着一身男仆制服。我告诉那些美国人这样不对，因为在他任职的那种豪门大宅里，总管都穿朴素的黑色衣服，搭配他的白色领巾和花白头发，整个人看起去就像上了年纪的神职人员。信件的结尾在我看来是相当巧妙的自我营销：

我一定会竭尽全力避免造成贵社困扰，毕竟贵社已经尽可能给我方便。我很欣慰贵社喜欢这本小说。更精彩的还在后头，如果我没记错，那应该是小说界的创新之举。

我承认最后一句略嫌大胆，甚至有点儿自命不凡。不过，根据我的构思，《月亮宝石》的失窃疑案需要连篇累牍地精准描述一个男人三更半夜在鸦片药效驱使下的行为举止，他会做出一些隔天清醒后乃至往后的日子里都不复记忆的复杂动作，最后必须仰赖某个更有自觉的鸦片使用者协助，才能找回那段记忆。我认为这种情节和题材在英国小说界确实首开先例。

至于在病榻旁陪伴母亲之余努力创作，我觉得没有必要也不适合多做说明。尽管我住在母亲的小屋里，但我很少去探视她，每次探视的时间都极短暂。实际的情况是，母亲无法忍受我待在她旁边。

早先查理提醒过我，在我离开那将近两个星期里，母亲已经恢复语言能力。只是，每当有人，尤其是我，走到床边时，她发出的那些尖叫、呻吟、断断续续叫嚷与动物般的声音实在称不上“语言”。

1月30日星期四下午，我和查理第一次去到母亲床边。我看见母亲的样貌，震惊得几乎眩晕。母亲瘦得只剩皮包骨，躺在床上那个依然歪扭的躯体几乎只是斑驳的皮肤覆盖在骨骼和肌腱上。她让我想到(我无法不做这种联想!)小时候在花园里发现的雏鸟尸体。如同那具光秃无毛、双翅收折的鸟尸，母亲暗沉斑驳的皮肤也呈半透明状，暴露出底下那些原本应该隐藏起来的组织。

她半闭的眼皮底下勉强露出的少许虹膜依然像受困麻雀似的扑扑振翅。

不过她确实恢复了发声能力。那天下午我站在她床边时，她不住扭动，收折的鸟翼拍打振动，歪扭的手腕狂乱地甩动屈成爪状的手。她也大声嘶吼。那声音既是嘶吼，也是号叫，像汽笛风琴释出惊人气压。那声音让我后脑勺仅剩的稀疏毛发全都惊吓得绞拧一气。

母亲扭动哀号时，我也跟着扭动哀号。抓住我手臂扶着我的查理一定很难受。我一进门韦尔斯太太就慌忙走避，我在母亲住处那三天，她始终躲着我。我没办法，也没有理由，跟她解释那天晚上我掀起母亲睡衣检视甲虫入侵伤口的举动。雇主无须对仆人多做解释。

我在扭动哀号的同时，也能察觉到甲虫在我脑子里来回奔走。我意识到——我确知——母亲体内有只一模一样的甲虫在回应我和我的寄生虫。

我百般无助，只能呻吟着躺进查理的怀抱。他半拖半抱地把我送到隔壁房间的沙发。我们离开后，母亲的尖叫声似乎平息了些，我的甲虫也安静下来。查理扶我坐进母亲客厅壁炉旁的沙发时，我眼角瞥见一道影子，韦尔斯太太匆匆走进母亲卧房。

我待在母亲——或者该说曾经是我母亲那个五爪抓扒、尖叫蠕动、痛苦不堪的形体——的唐桥井小屋那三天的情形就是如此。

那三天查理都在。多亏如此，因为如果没有他居间缓冲，韦尔斯太太肯定不愿意继续留在那里照顾母亲。就算查理想不通我跟韦尔斯太太为什么想方设法避开对方，一刻也不愿意同处在一个房间里，他也没问过。星期五毕尔德来到，再次宣布母亲复原无望。他为母亲注射了吗啡，让她睡上一觉。那天晚上他离开以前也帮我施打了一剂吗啡。接下来那几小时里，韦尔斯太太负责照料母亲，自己也病痛缠身的查理才总算能安安静静睡上一觉。

我在母亲家曾经试图写作。我带了装在日式亮漆锡盒里的笔记和研究数据，尽最大的努力坐在母亲家前窗的小书桌旁。但我写字的手好像没有力气，我必须把笔换到左手，才能拿笔尖去蘸墨水。而且我写不出任何东西，整整三天时间我盯着干净的稿纸，上面没有虚构故事的墨迹，只有我草草写下的三四行蹩脚文句。

经过三天这样的日子，我们都不再假装母亲需要我的陪伴。母亲受不了我在她身边，只要我一进房间，她病情就加重，疯狂咆哮又剧烈挣扎。我的疼痛也会加剧，到最后不是昏倒就是离开。

查理帮我收拾行李，带我搭下午的快车回伦敦。他事先打了电报，通知毕尔德和我的仆人乔治到车站接我。他们三人合力把我抬上出租马车。我被抬进家门，上楼到房间的过程中，没忽略卡罗琳看我的眼神。她显得有点儿担忧，或许还有一丝情意，但其中也夹杂着尴尬与鄙视，那份鄙视或许已经接近憎恶。

毕尔德帮我注射了高剂量吗啡，那天晚上我睡得很沉。

安详地苏醒吧!

你自己安详清爽地苏醒!

埃德福神殿的荷鲁将自己唤醒!

众神复活来膜拜你的灵魂，

你是飞升空中备受崇敬的有翼圆盘!

因为你独一无二，是穿越天空的圆球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