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谋的味道。处理广东问题以及蒙山军内部的派系之争，龙谦都有枭雄气质，但那是谋取天下的政治军事领袖所必须的素质，满口仁义道德的圣人只能被人供起来敬仰，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

“受教了。”宋教仁站起身，对龙谦鞠了一躬，“如果龙先生朝此方向努力，宋某愿意追随。”

“且慢。我所说的，是一个美好的理想。但我也知道，我们的现状距离这个理想还很遥远。就说公民意识吧，我看没几个人懂公民与顺民的区别。我们的社会现实是，要么做管理百姓的官吏，要么做被官吏管理的顺民。偏偏缺少自我管理自觉关心国家自己履行公民义务的公民，更没有那个能力。我认为，我们目前的现状是，痛恨一切不合理的现状，等自己具备改变现状的时候却忘记了自己在下层的艰难。国家不是皇帝的，也不是大臣贵族的，而是我们每个人的。但现状呢？百姓不懂为什么要遵章守纪，为什么要缴纳税赋，士兵不懂得为何作战，为何流血牺牲，官员的表现就更差了……在一个文盲率高达九成的国度，推行民主政治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君权和神权是限制了公民权的两大障碍，必须用人道及科学加以破除。我听说孙先生曾有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的设想，我认为很有道理。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接管满清留给我们这样一个烂摊子，消除各地形成的事实上的独立，需要很长的时间。不然，先进的政治体制没有建立起来，旧的体制已经打碎了。所以有人说，民主就是无主，共和就是不和。必须避免出现这种状况。要知道，一个坏政府也比无政府强。所以，我准备实施军事管制，先过渡一段时间，将国家真正统一起来，在基本具备条件后，再行进行某种方式的选举以成立正式之政府。当然，这段时间尽可能短一些。现在呢，我们就要着手对国家的政权制度进行研究，对宪法精神进行研究，哪些权力是要真正给百姓的？如何尽快地提高百姓们的文化水平，如何制定并普及法律？如何对各级官员实施监督？如何组建地方议会乃至组建全国性的国会？这些东西都是至关重要的。同时我还认为，不能因为国家基础差就放松或放慢先进的顶层政治制度的设计和实施，二者要同步走，逐步完善。”

“那，司令你准备从何着手呢？”问话的人是洪粤诚。他对龙谦第二段的阐述产生了兴趣，认为龙谦总结出君权与神权是国民身上两大枷锁至为精当。

“原先我准备以武昌为最高权力机关的驻地，但现在的形势要求我先要到一趟北京了。会合山东、北方两军的高层共同商定一些重大事项，谁负责政府的组建，谁负责法律的制定，谁负责外交、财政、军事的整顿。就是实施军管，也不能全由军队说了算嘛。我手下的将军们打仗还马马虎虎，治理民政就差多了。目前情况，不能将蒙山军的高级领袖们全部召至武昌来，所以，除了秋大姐要去东南走一遭外，你们几位，都跟我去趟北京吧。”

这是龙谦第一次谈及他的政治理想。谈话的几个人都没有充分的准备，也很难提出什么不同的意见来。但宋教仁、洪粤诚以及秋瑾，都隐约感受到龙谦已有将首都定于北京的打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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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湖北

确定了龙谦将去北京，也电报通知了山东及北京。但龙谦不是想走就走的。武昌的事情还很多，特别是东南用兵情况牵扯着很大的精力，大家都晓得仗快打完了，但东南仍然不能败，一场败仗将不可避免地诱发很多变数。

龙谦决定将司徒均留在武昌，总参谋部也留在武昌，继续指挥协调东南及西南两方面的进军。第七旅已经东进，龙谦决定由武昌方面负责封国柱第一师的供应，广东方面负责王明远第三师及进军西南之蓝心治第二师的武器弹药供应。蒙山军两大后勤专家，宋晋国已经在来武昌的路上，连树鹏已经返回了广东。

湖北以及湖南地位极为重要，在西南、东南未平的情况下，两湖是绝对乱不得的。龙谦深思一日，有了主意，也不同别人商量，下令王之峰将湖北谘议局议长汤化龙请来面谈。

汤化龙，字济武，湖北人，是年三十五岁，祖上数代经商，家境富裕，1904年中进士，授法部主事，1906年留学日本学习法律，1908年回国参与地方自治活动，被湖北省第一届谘议局推选为议长。武昌连续兵变，人心惶惶，家人曾劝他避一避，但汤化龙拒绝了，我就在武汉，我哪里也不去。蒙山军破武昌，汤化龙躲在家里，被军情局的人请到了蒙山军司令部。

“济武先生，”龙谦热情地打招呼，“本来应当去府上拜访的。但事情实在太多，只好有劳先生亲来了。”龙谦招呼欧阳中为汤化龙奉茶，“济武先生，此番请先生来，只为一件事，就是武昌乃至湖北的政务问题，先生是湖北谘议局议长，对治理地方理应当仁不让。”龙谦开门见山。

“不敢。不知将军要汤某做什么？”汤化龙就是一个政治上倾向于立宪的社会贤达，只是在地方上有些影响，和宋教仁、谭人凤有着根本的区别。他与龙谦领导的蒙山军没有根本的厉害冲突。龙谦派人请他来。他知道躲不过去。只能合作。

“是这样的，两湖局势已基本安定，随着河南、直隶的平定。武昌不会有大的战事发生了，当务之急就是迅速安定地方。恢复秩序。在这个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