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收回海关控制权从而自主确定关税？这还不算，国家的这位新首脑竟然要列强延期庚子赔款五年！

庚子赔款总额为白银三亿两，规定在三十九年内支付，计算上利息，总额近六亿两白银，每年的赔款差不多在一千五百余万两，再加上马关条约对日本的赔款，三国干涉还辽追加的三千万白银，实际赔款总额超过了两千两百万。1908年关税总收入约三千万，1909年因内战爆发，关税有所降低，只有两千五百万，几乎全部用来支付赔款了。

如果关税自主，国家当然会提高税收的标准，就算提高到10%，财政收入立增3000万，这是多大一笔钱？再进一步，如果赔款延期五年，立刻为国家增收6000万白银，至少养兵的钱有了，国家财政立刻得到根本的改变。要知道，自太平天国乱起，朝廷几乎将所有的钱都用来养兵打仗了，根本就无力搞建设。

但列强都是恶狼，哪里会如此宽待新政权？唐绍仪与列强驻华使节进一步谈判并表述了新政府的外交立场后，果然遇到了极大的抵触，列强不仅不让步，而且要求新政府进一步开放市场，切实保证列强的在华利益。

建国前的外交谈判因双方立场差距过大且列强采取了一致步调而搁浅了。

对于这个结果，龙谦并不在意。面对唐绍仪和伍廷芳的疑问，龙谦说，外交是为国家大政服务的，不能为办外交而办外交。他们不承认中国新政府也没什么，我们一样生活，一样建国，是不是？现阶段国家大政是什么？在确保主权领土不受侵犯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建设就是国家大政。我们要改革满清弊政，大力复苏农业，振兴工商，发展教育，规划交通，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这一切当然离不开外国资金技术的支持。外国政府不承认新中国有什么关系？标准石油不是来了吗？杜邦财团不是寻求更广范围的合作吗？克虏伯、莱茵金属甚至斯柯达不是希望在军火方面与华源、中兴建立更广泛的合作吗？美国钢铁不是继续扩大对中国的投资吗？政府不承认，咱们就展开民间的合作好了，人家不怕将钱亏在中国，难道我们还害怕？没有道理嘛。我倒是要看看，最后是谁求谁建交？

唐绍仪听了龙谦的话有些安心了，伍廷芳却有些瞠目结舌的感觉。孙文屈居一方的民国政府后成立急切地寻求列强的承认，如今基本统一全国的龙谦倒拿起了架子。

这个结果，充分证明了那个被龙谦所看重的年轻人的判断。那个人叫顾维钧，去年底从美国留学归国，直接进入了他正在扩充的外交局，担任了唐绍仪的秘书。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年轻人的表字也叫少川，成了外交局的一段趣闻。顾维钧为了表示对上官的尊重，主动改了自己的表字，但被唐绍仪所制止——表字既然是师长所取，就不要改了吧。

顾维钧对唐绍仪说，国家目前的情况不同于满清，更不同于民国。总统目前并无军事以及经济上的压力，自不会屈服于列强。对于唐绍仪所担心的用兵外蒙的计划，顾维钧说，“出兵外蒙必将极大地提振民气，焕发国家久违的自尊心。即便付出军事和经济上的损失，也是极为划算的。联系到山东旨在以国耻而提升民族意识的小学课本，总统不愧是伟人，我本人钦佩无已。”

唐绍仪于是对这个很令龙谦看重的年轻人刮目相看。指示顾维钧立即代表外交局起草一份给军务局的报告。结论就是军事行动可以展开，不会有不能承受的外交后果。但前提是速战速决，不能拖延。

伍廷芳看过顾维钧起草给军委会的报告，对此极为矛盾。一方面承认不可纵容外**立，另一方面又担心沙俄反应过度，新中国甫建，实在是经不起一场大战的。

第十一节伍廷芳

伍廷芳，字文爵，广东新会人，1842年出生于新加坡，自费留学英国，入伦敦学院攻读法学，获博士学位和大律师资格。后回香港任律师，成为香港立法局第一位华人议员。1882年入李鸿章幕府，出任法律顾问，参与过中法及马关谈判，是时下中国不可多得的法律外交方面的人才。

1909年9月，六十七岁的伍廷芳出任民国中央政府司法总长。

随着蒙山军三路进逼东南，成立不过一月的民国政府顿作鸟兽散，担任司法总长基本无事可做甚至连薪水都没有来得及的领的伍廷芳本来是要出国避祸的，但因收到宋教仁寄来的一封龙谦的亲笔信改变了主意，龙谦在信中盛赞伍廷芳德才兼备，名望尤重，希望他来京参与新政府的建立，为奠定新中国司法系统发挥主导作用。

并不是龙谦有些谦卑的信函打动了年近古稀的伍廷芳，而是龙谦信中占据很大篇幅描述建立完善法律体系及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司法系统的设想打动了这位老先生。中国的历史这样长，并不是没有法律的纯人治社会，历朝历代那个没有自己的法律？《大清律》就是嘛，但哪一任统治者说过建立不受政府辖制的司法系统？深受英美司法制度印象的伍廷芳坚定地认为，公正的司法审判来源于独立的司法体系，司法没有独立性就失去了公正的前提。想不到在他眼里就是一个土匪头子的蒙山军统帅竟然有如此的见解！这不能不令他惊异。促使他改变态度决心留下来与新朝合作的还有宋钝初同时寄来的信函，已经北上入京并就任蒙山军军委会宣传局副局长肩负筹建国会的宋教仁详细讲述了他进京后的境遇以及龙谦的建国设想。宋教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