诏敕，享有“元勋优遇”待遇并负有“匡辅大政”之责的九位政界耆宿，即黑田清隆、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松方正义、井上馨、西乡从道、大山岩、桂太郎和西园寺公望。

根据1889年颁布的明治宪法，元老和枢密院、内大臣、军部、内阁同属天皇的辅弼机关，但这部宪法对元老的权限和职责却没有任何规定。这样，元老就成为一种没有法律依据的、超宪法的存在。

尽管元老的法律地位虚弱，但在左右天皇意志方面的作用却远远大于枢密院、军部甚至内大臣。特别是明治中期之后，元老一直是日本政坛最重要的政治势力。从1885年到1901年，10届内阁中有9届由元老亲自出马组阁。这期间元老政治的核心是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因此也被称为“伊山”时代。1901年后，元老的职能虽然被枢密院和军部划走一块，但由于他们握有推荐首相的特权，仍然是左右天皇政治决策的中枢，并在幕后操纵政局。第二代元老桂太郎和西园寺公望分别受山县有朋和伊藤博文的支持，前者是藩阀势力的代表，后者是政党势力的代表。轮流登台组阁，因此被称为“桂圆时代”。

大正天皇脑子有些问题，完全不能像其父一样真正掌控朝局。依仗的基本是元老们，山东之败给了大正这个脑残天皇以巨大的打击，他当即问西园寺公望，“如何才能从支那撤军？”

当然是谈判解决了。经过御前会议激烈的辩论，主和派占了上风，天皇罢免了大隈重信，委任西园寺公望组阁以收拾残局。山县一派因山东大败失暂时去了发言权，无法阻止政党派的西园寺出面组阁了。

西园寺上台的第一件事便命令已经登陆的第11师团固守阵地，不得主动发起攻击，同时通过外交渠道谋求和平解决山东问题。他们最可靠的盟友当然是英国人了。

军部提出了和谈的底线，那就是中方开放包围圈，允许第6师团自龙口、第3师团自胶州湾撤军。在这个时候，军部，包括文官们都不敢做出更大的让步。

自甲午以来，日本高歌猛进的形势因山东之败被逆转了。

第四节军方

10月30日，朱尔典联合了法俄两国，一同向中国提出了调停山东战事的要求。

中国外交部自然一片欢腾。日本被打的主动求和甚至让受过屈辱的唐外长潸然泪下。只有经历过屈辱的人才懂得其中的滋味。

外交部以最快的速度上报总理及总统，请求决断。因战费问题焦头烂额的方声远自然喜出望外，亲自跑到海晏堂面见龙谦，直言用和谈结束战争是上策。

日本求和是龙谦预料中的事，因此并未展现方声远预料的喜悦神态。龙谦的淡然令方声远自愧不如，自觉就养气工夫比这位武夫出身的总统差了很远。但他不知道，龙谦对日本的了解比他这个曾在日本生活过的要深得多。此时的日本尚未形成军部一家独大的局面，掣肘军方的政党势力还很强，关键是日本已经因财政问题无力打下去了。

“和谈是可以的。西园寺上台，总要给他个面子。如何谈，我想更多的要听一听军方的意见，召几位大区司令来京吧，海军和航空兵这次都发挥了重大作用，一并参加。”

方声远是反对军人干政的。在他看来，军人的使命就是打仗，仗打完了，也就轮不到他们说话了，“总统，军方肯定不愿意和谈。特别是中央军区。请他们来合适吗？”

龙谦明白方声远与军方有些不睦，“没有关系。决策权不在国防部，更不在总参。没什么可担心的。自古能战方能言和。今天的局面是成千上万烈士的生命换来的，当然要听一听军方的意见。更要看看日本人的态度。嘿嘿，打不赢就想和？”

日本人的态度确实转变了。中央军区向总参报告，已经登陆的第11师团并未发起进攻，他们接替了第9师团的防御，态势完全是防御性的。而南北两个包围圈的日军除了零星交火外没有大的动作。总参根据龙谦的指示对中央军区下发了最新指示，严密监视日军，如日军不动，我军亦不动。

跟日本完全不同的是，时间在中国一方。

11月2日。在阴雨霏霏中。龙谦在西苑勤政殿主持了专题会议，研究山东战役的善后问题。

参加会议的有政府系统在京各部部长以上官员，隶属总统的强力部门首脑，国会参众两院议长副议长及军方主要将领。

军方系统除了国防部、总参、联勤总部等驻京大单位首脑外。各大军区（含卫戍区）的司令官都参加了。其中主持战事的封国柱上将未能到会。只派了副参谋长来京。东南军区叶延冰上将。北方军区石大寿上将，南方军区胡宗玉中将，西南军区蓝心治中将。西北军区吴念中将在接到国防部电令后先后抵京。其中胡宗玉、蓝心治及吴念都是乘坐飞机来京的。航空兵有一款双座战斗机，被司令官们当做了他们的专机。因此受到了国防部长王明远的严厉批评。因为王明远认为飞机存在很大的不安全性。

龙谦为会议定了调子，“我们不是好战分子，愿意用和谈的方式结束战争，但不是无条件。我知道军队系统的同志们是准备打下去的，但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必须服从政治的需要。而政治并无神秘，一切以国家利益为准。和谈符合国家利益，那就谈吧。”

之前，封国柱与龙谦就战争的结果在加密电报里做了充分的沟通，身处前线的封国柱对战局走向是最为了解的，根据他的作战部估算，彻底歼灭昌邑、高密两个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