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解释的。”

“嗯！我所讲的，也并不是什么解释不解释的问题，而是真实性的问题。”巴雷解释道。沿着她面颊骨的地方有一些汗毛，但却不像她的黑发，而是金色的。“我的意思是说，你是知道出版业的。举例来说，如果有个人写了一部有关缅甸北部山区民族的小说，那么，读者就绝对有权利问，他是否到过明斯克以南的地方。特别是把这部小说当做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小说时。根据我的这一位密友告诉我的，这部小说是一部足以震撼世界的作品。我想，在这么一件非比寻常的事件上，你绝对有权利要求作者站出来，证实他的资格吧！”

那位年长的女人比别的女人都要勇敢，她把滚烫的水注入那个茶壶。第二个女人打开现钞柜，第三个女人正抓把茶叶盛到手提吊秤上。巴雷把手伸进裤袋，拿了一张三个卢布的钞票出来，那位站在收银台的女人看到之后发出了失望的嘀咕声。

“我想她是要零钱吧？”巴雷呆呆地说，“我们不也都缺零钱吗？”

正说着，他看到卡佳把三十个小铜板放到了柜台上，笑了笑。她笑的时候，嘴角有两个小小的酒窝。他拿着书和袋子，她拿着那一盘碟子和杯子跟在他后面。但是就在他们到达桌边的时候，她向他说了一段具有挑战性的话。

“如果一位作家有必要证实自己所言属实，那么为他出版书的出版商岂不更应如此吗？”她说。

“哦，我是赞成各方面都要诚实。底牌在桌上亮得越多，大家都会越好过。”

“据所得到的消息，那位作者是从一位俄国诗人处得到灵感的。”

“佩切林，”巴雷答道，“我查过他的资料，他在一八〇七年出生于基辅的戴莫卡。”

她的嘴唇就着杯子的边缘，眼睑垂了下来。虽然巴雷的心里还有一大堆杂七杂八的事情，但此时也情不自禁地注意到从她头发中露出的右耳。傍晚的光线从窗外照了进来，她的耳朵在光线的照射之下，成了半透明的。

“那位作家从一位英国人那儿得到了一些有关世界和平的灵感。”她以一种正经得不能再正经的态度说。

“你想他会想再见那位英国人一面吗？”

“我可以问问他，但我现在还不知道。”

“那么，我可以告诉你，那位英国人想再跟他见一面。”巴雷说道，“他们之间有太多可谈的事了。你住在哪里？”

“跟我的孩子住在一起。”

“你的孩子住在哪里？”

对方停顿了一下。巴雷这回心里又升起了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因为他想自己可能已在不知不觉中问了不该问的话。

“我们住的地方距离机场地铁站很近。那儿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机场了，取而代之的是公寓。巴雷先生，你预备在莫斯科待多久？”

“一个星期。能否给我你所住的公寓地址？”

“不方便给。你在莫斯科的时候，都会待在这间敖得萨旅馆吗？”

“除非他们把我赶出去。你的先生在哪儿高就？”

“那不重要。”

“他是不是干出版的？”

“不是。”

“他是作家吗？”

“不是。”

“那么，他到底是干哪一行的？作曲家？镇守边界的战士？厨师？他是如何让你活得这么安于现状的？”

听他一连串地讲了这么多，她再一次展露微笑了。她的笑似乎不仅让她自己开怀，同时也让他高兴了起来。

“他是一家木材公司的经理。”她说。

“他目前在经营些什么？”

“他的工厂预造房子给乡下使用。我们离婚了。在莫斯科像我们这样的人多得是。”

“那么，孩子们呢？是男孩？女孩？都多大了？”

他这句话让她的笑容倏然僵住了。他一度想到她会愤然拂袖而去。她抬起头来，板着脸，眼中充满了愤怒。“我有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他们是双胞胎，现在八岁。他们与这件事情没有关系。”

“你的英语讲得好极了，比我的还好。好像井水泉涌而出。”

“谢谢你。我对外国语言有一种天生的理解能力。”

“不只这样，真不可思议，就好像简·奥斯丁的英语无人能出其右一样。你是在哪儿学的？”

“在列宁格勒学的。我在那儿上学。英语也是我热爱的一种语言。”

“你大学是在哪儿上的？”

“也是在列宁格勒上的。”

“你是什么时候到莫斯科来的？”

“在我结婚的时候。”

“你和他是怎么结识的？”

“我先生和我从小就认识。我们当学生的时候，一起去过夏令营。”

“你钓鱼吗？”

“不但钓鱼，还抓兔子。”她说着说着，又笑了。她璀璨的笑容似乎可以照亮整个房间。“我先生弗洛狄亚的童年是在西伯利亚度过的。知道怎样在冰上睡觉。我跟他结婚的时候，并没考虑到知性价值观的差异。当时我认为一个男人所能学的事里，最重要的莫过于懂得如何剥兔子皮了。”

“我正在想你与那位作者是怎么认识的。”巴雷解释道。

他看出她的挣扎，也注意到她眼神中闪现着时时刻刻都在变动的情绪，一下子向他倾泻而来，一下子又缩了回去。突然，她拢了一下那飞散了的头发，拿起她的手提袋。“请你替我谢谢蓝道先生，谢谢他送的书及茶叶。”她说，“下次如果他再来莫斯科，我会亲自再向他道谢的。”

“请不要走。我需要你告诉我。”他放低了声音，并且，突然以一本正经的态度说，“我需要你告诉我怎么去处理那些手稿。单单我一个人是无能为力的。那些个手稿到底是谁写的？歌德又是什么人？”

“很抱歉，我必须回去照顾我的孩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