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过甚，于是他转了个话题，让她说说她自己的事。“那么，你又是如何与他扯上关系的？”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

“当时你几岁呢？”

他觉察得出来，她又沉默了下来。然后，她又突然醒转了过来，好像提醒了自己目前的状况是安全的，或者，自己所处的境况是非常不安全，而做不做更进一步的妥协已经没有任何差别了。

“我在十六岁的时候就很聪明。”她说着，脸上绽放出浓浓的笑意。

“当时那位神童几岁？”

“三十岁。”

“我们现在所谈的事发生在哪一年？”

“一九六八年。他心中仍对和平存有理想。他说他们绝不会派坦克进攻捷克的。他说：‘捷克是我们的朋友，就像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一样。如果是华沙的话，他们也许就会派坦克进去了。但我们绝对不会派兵进攻捷克的，绝不会的。’”

她已经完全地背对着他。在她身上集结了太多女人的特点。她背对着他，朝着天空说话，不过她还是把他拉进她的生命里来，并且把他当做心腹知交。

当时是八月，在列宁格勒，她说。她那时十六岁，是做学生的最后一年，攻读法文和德文。她是学校的校花。她崇尚和平与那种最不切实际的革命方式。她那时已经是个准女人，自认为已经成熟了。她谈到她自己时，语气中都带着讥讽。她那时已经读过一些心理、哲学著作，如弗洛姆、奥特加·加塞特和卡夫卡的著作，她也看过电影《奇爱博士》。她认为沙卡洛夫的想法是对的，但方法不对。她很关心苏联的犹太人，但是她对他们的看法和她的父亲是一样的，认为他们的麻烦都是自找的。她的父亲是在学校里教人文学的教授，而她所上的学校又都是为列宁格勒权贵子弟所预备的学校。那时是一九六八年的八月，但卡佳以及她的朋友还能够对政治有所期待。巴雷努力地回忆，想想他自己是否曾经生活在对政治的期望之中，但最后认为那是不太可能的事。她不停地讲，就好像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再阻止她说下去。他希望能够再次握住她那只他在上楼梯时曾经握过的手。他更希望他能够拥抱着她，最好可以托住她的脸，并且以亲吻来代替听她讲情史。

“我们相信东方和西方正在拉近彼此的距离，”她说，“当美国学生示威反对打越战，我们为他们骄傲，并且把他们视为是我们的同志。当巴黎的学生掀起暴动时，我们真希望我们能和他们并肩站在街垒旁边，身上穿着他们的制服。”

她再度转过身子，越过肩膀朝他笑了一笑。一轮弯弯的明月出现在她左侧的天空中，巴雷的心里突然产生了一些模糊的感觉，觉得这种景象好似预示了某种厄运征兆。有一群海鸥停在对街的一栋房屋顶上。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他想。

“在我们家的大杂院里有个人一连失踪了九年，”她说，“有一天早晨，他回来了，假装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父亲邀请他来吃晚餐，并且整晚放音乐给他听。就我懂事以来，我从来没有遇过任何一位像他这样活生生地遭受压迫的人，所以我很自然地就希望他能讲一些集中营里的恐怖故事给我听。但是他想做的只是听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在那时候，我并不了解有些人所受的苦是言语所不能形容的。我们听到捷克又发生了更激烈的改革。我们相信这些改革不久之后就会降临到苏联，以后我们就会有硬币可用，并且也可以自由地去旅行了。”

“你的母亲在哪儿？”

“她死了。”

“她是如何死的？”

“她死于肺炎。她在生我的时候就已经病了。八月二十日在科学家俱乐部里，有一场不对外开放的戈达尔电影放映会。”她声音变得激昂了起来。“请帖上请的是两个人。我父亲知道那部电影似乎不太高尚之后，就不愿带我去。但我坚持要去。最后他因为我可以趁机学学法文，就让我陪他去。你知道那个在列宁格勒的科学家俱乐部吗？”

“我不能说我知道。”他边说边往后面靠。

“你看过《筋疲力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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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主演了呢！”他说，她在他啜饮着威士忌的时候笑了起来。

“那么你就应该记得那是一部非常紧凑的电影。是不是？”

“是的。”

“那部电影是我看过的电影中最具震撼性的一部。大家都被深深吸引住了。不过对我来说，那就像雷劈一样。那个科学家俱乐部是在瓦河的堤防旁边，有着古老的光荣历史。里面有大理石台阶和非常低的沙发，穿着紧身的裙子坐在上面很不舒服。”她又回到原先侧身对着他的姿势，头向前倾着，“有一个美丽的花园和一个像回教寺院的房间，里面挂着重重帘幕和厚厚的地毯。我父亲非常钟爱我，也非常关心我，而且对我也非常的严格。当电影完毕之后，我们到了一间有木头镶板的餐厅。我们坐在一张长桌旁边，我就在那儿遇到了叶可夫。我父亲替我们介绍。‘这里有一位从物理世界新来的天才。’他说。我父亲有时对年轻人说话时会话中带刺。叶可夫是个非常英俊的人。我曾经听过一些有关他的事，但是没有人告诉过我他看起来是多么的脆弱，脆弱得像个艺术家，而不像是科学家。我问他当时在做什么，他说他回到列宁格勒来，是要恢复他的纯真。我笑了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