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裤，还有一套剃须用品。我把制服留在了旧金山汽车旅馆的房间里，伪造的身份卡和飞行员执照则在我的口袋里。我从没有告诉罗莎莉我住在哪儿。我总是打电话约她或者去她住的地方。有次她问过我这个问题，我说我和两个古怪的飞行员一起住在阿拉米达，他们古怪到房间里连电话和电视机都没有。

罗莎莉似乎对这回答毫不怀疑。她完全不是一个爱管闲事的人，人们装出什么样子，她都欣然接受。这也是我喜欢和她在一起，频频和她约会的原因之一。在她身边我觉得很安全。

但现在我不觉得安全了，我开始怀疑刚才一时冲动而招供的行为是否明智。我强迫自己排除这些疑虑。我对自己说，鉴于罗莎莉现在知道的那些事情，无论她怎样去应对，都不会背叛我的。

我考虑给她打个电话，问问她现在的想法，但我还是决定当面问她，催促她赶紧下决心。我抄了一条小路去她家，到了转角处我停了下来，把自行车放倒在一边，沿着隔壁邻居家的院子篱笆走过去，直到我可以透过树叶看到她家的房子。

罗莎莉家的门口停着一辆黑白相间的警车，还有一辆停在车道上，虽然没什么标志，但显然也是辆警车。

我可爱的罗莎莉把我揭发了。

我折回到放自行车的地方，往相反的方向骑车离开。到了市中心，我放好自行车，拦了辆出租车到洛杉矶机场。不到三十分钟，我就在回旧金山的飞机上了。整个旅途中，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折磨着我。在我收拾行李、给酒店结账，然后又回到机场的一路上，这种不明不白的情绪仍旧困扰着我。我用詹姆斯?弗兰克林的名字买了张去拉斯维加斯的机票，然后把梭鱼车丢弃在机场的停车场，车钥匙就挂在点火器上。在我买过和丢弃过的许多车中，这是第一辆。

在飞往拉斯维加斯的路上，这种奇怪的感觉仍然纠缠着我。它不是愤怒，不是哀伤，也不是内疚。我一直说不清楚这究竟是什么样的感觉，直到我在内华达州下了飞机，才终于明白。

这是一种解脱的感觉。我很高兴罗莎莉离开了我的生活！明白这一点使我很震惊，因为不到六个小时前，我还拼命地想方设法和她结婚。无论震惊与否，我都觉得如释重负。

这是我第一次来拉斯维加斯，这座城市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棒。整座城市都被一种让人意乱情迷的华灯所笼罩，无论是游客还是当地人，大家似乎都在狂热地期待着什么。相形之下，纽约就显得悠闲祥和了。“赌博热。”当我和一个出租车司机提起这种风风火火的气氛时，他这样对我解释。

“每个人都染上了。大家都想来发笔横财，尤其是男人。他们乘着飞机或者开着豪车来到这里，离开的时候却只能搭便车了。这里唯一的赢家只有赌场，其他人都是输家。听我一句忠告，如果你想玩的话，就玩女人吧。她们大多数都饥肠辘辘。”

我在一家汽车旅馆订了一套房间并预付了两个星期的租金。付账的时候我拿出厚厚一卷百元纸币，但旅馆接待并没有被吓到，神色自若。很快我便知道，在拉斯维加斯，大捆的钞票就像平时我们放在口袋里的零钱一样普通。

我只是把拉斯维加斯当作一个疗养地来调节自己的状态。我接受了那个司机的忠告，只玩玩女人。并且，他对那些小妞的看法是对的。她们大多数都饥肠辘辘。确确实实的饥饿，简直要饿死了。我在同几个最像饿狼的女人混了一个星期后，有种摩西在喂养大批民众的感觉。

好在，就像《圣经》中说的那样：周济贫穷的，不致缺乏。

我正周济着一个挨饿的流浪姑娘。三天来她一直靠着赌场的免费午餐来充饥，一边试图和菲尼克斯市的哥哥取得联系，问他要钱乘车回家。“我一点家当都没了，”她悔恨地说道，一边狼吞虎咽地嚼着一块蘸满所有配料的巨大牛排，“我身上带来的每一个铜板、支票账户里的每一分钱、我所有的珠宝首饰典当来的钱，全都没了。我甚至把回去的机票都换成了现金。还好我的房租是预付的，否则我就得睡在大堂的沙发上了。”

她开心地咧嘴笑了笑：“这是我活该。我以前从来没有赌过，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是不想赌的。可这该死的地方会让你就范。”

她困惑地看着我：“我希望你是出于好心才请我吃饭。我知道在这里，女孩子可以有很多方法得到想要的东西，但这不是我的作风，朋友。”

我大笑了起来：“别紧张。我很喜欢你的作风。你是回菲尼克斯工作吗？”

她点了点头：“运气好的话，是的。但如果我下周一还没能回去，工作就要丢了。”

“是什么样的工作？”我问。她看上去像是干秘书这一行的。

“我在一家设计和制作支票的公司里做支票设计师，”她说，“其实我是个商业画家。虽然这是一家小公司，但有两家很大的银行，还有许多大型企业都是我们的客户。”

我如获至宝。“好吧，我被惊住了。”我顺势大胆地问她，“那真有意思。你们通常是怎么设计和制作支票的？”

“哦，这要看我们做的是普通支票还是花色支票了。你知道的，花色支票就是带图案、风景，五颜六色的那种。普通支票的话，制作就很简单了。我只是根据客户的要求在一块大剪贴板上进行设计，然后用制版照相机调节好尺寸翻拍下来，它就会生成一块刻板。我们只需把这块刻板放在一台小型的胶印机上，就可以印刷一版或者一张支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