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滑轮，而我又不是什么大力士。”我说着，不好意思地笑笑。

一个年长的、面孔和头发都红彤彤的警察笑了起来。“好吧，那么，我们来帮你一把。”他说着便走上前来，握住小推车的把手。在我们三个人齐心协力的推动下，小车轻松地跨了过去。他们帮我把小推车推到货车跟前，又帮我把这又大又笨重的邮政袋放进了后备厢。我把后备厢门砰地关上后，转过身面对这两个警察。

“实在是太感谢你们了，”我微笑着说，“我真想请你们喝杯咖啡，但我还得把这小笔财产送去银行。”

他们笑了起来，一个警察举起一只手说：“嗨，这没什么。下次再说吧，好吗？”

不到一个小时，我就把赃款搬到了我在汽车旅馆的房间，开始清点现金。我只要纸币，零钱、信用卡收据和支票统统被我扔进了浴缸。

这一票共捞到了6.28万美元的现金。我换了身便装，用一件备用的衬衫把钱包裹起来，然后开车去机场，在那里取回我的行李。一小时，后我就坐在了飞往迈阿密的飞机上。我中途在纽约转机停留了三十分钟。趁着这点时间，我给波士顿机场的管理人打了电话。他正好人不在，秘书接的电话。

“听着，告诉波士顿国家银行，昨天晚上夜间存款箱盗窃案的大部分赃物在里斯特黑文汽车旅馆208号房间的浴缸里。”说完我便挂了电话。

第二天我从迈阿密起飞，前往伊斯坦布尔。

我在特拉维夫转机停留了一个小时。

我用这一个小时来维护一下我的为人准则。在我的整个犯罪生涯中，从未讹诈过一个诚实守法的老百姓。

我找到一家美国银行的支行，把一捆钞票放在出纳的柜台上。

“请给我换一张5000美元的现金支票。”我说。

“好的先生，你的名字是？”

“小弗兰克?阿巴格内尔。”我回答。

“好的，阿巴格内尔先生。请问这张支票是开给你自己的吗？”

我摇了摇头，“不，”我说，“开给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阿罗尤斯?詹姆斯?‘保释家’?保利。”

8 我的机组

大人物总会带着随从。总统、伊丽莎白女王、弗兰克?辛纳屈、穆罕默德?阿里、阿诺德?帕尔默……其实大部分的明星大腕都有。

还有航空公司的飞行员。

“先生，你的机组人员呢？”伊斯坦布尔酒店的前台向我问道。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我没有带机组人员，”我回答，“我是来顶替生病的飞行员的。”我一般都会这样回答，在欧洲以及中东地区，此类问题要比美国问得多。看起来，欧洲大陆的酒店更习惯接待整个机组人员。飞行员独自一人让他们觉得奇怪。

我需要一个机组。我在一家土耳其饭店进行晚餐的时候，思考着这个问题。当时我已经脱去了制服。除了一些特殊场合，现在我一般只在酒店登记结账、兑换支票或者免费搭飞机时才穿制服。

以前我就考虑过机组的问题。其实，每次看到一个机长被他的乘务员们簇拥着时，我就会有这样的想法。他那个样子不仅比我更真实可信，乐趣似乎也比我多许多。我发现，空姐们往往像侍女一样跟在飞行员身边。相比之下，身为冒牌飞行员的我，就显得形单影只了。不过，逃犯通常总归是孤苦伶仃的。当你像一只被开水烫到的小猫一样四处逃窜的时候，很难扮成狮子在社会上招摇。总体来说，我的那些风流情事都像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其中所得到的满足感也是如此。

当然，我对拥有一个自己机组的幻想，并不单单是渴望身边有人陪伴。一个空勤机组——提起空勤机组我只想到空姐——会让我扮演的航空飞行员角色更加真实可信。我知道，孤零零的一个飞行员容易被人详细盘查。相反，如果飞行员后头跟着一帮子可爱的空姐，则几乎不会让人产生任何怀疑。如果在我的旅途中有一群美丽的空姐陪伴，我想我就能随心所欲地散发空头支票了，而它们也会像节日贺卡一样被大家欣然接受。倒不是我现在兑换支票碰到什么困难，只不过我现在每次只能兑换一张。如果有一班人马跟着我，我就可以一次性兑换大量支票了。

一星期之后，我离开伊斯坦布尔飞往雅典。“先生，你没有和其他乘务员一起吗？”酒店前台对我问道。我还是用常规的借口应付了他，但开始觉得有些烦人了。

第二天我飞到巴黎拜访拉伐利亚一家。其间，莫妮克曾一度表示：“真希望你能在法航开飞机，这样我就可以加入你的机组了。”这话更加让我相信，建立一个空勤机组是很有必要的。

但是，一个只是装装样子、对飞机驾驶一窍不通的飞行员，怎样才能去召集一个空勤机组呢？总不见得随便找几个姑娘，然后向她们提议说，“嘿，姑娘们，想去欧洲吗？我有一个兑现空头支票的远大计划……”而且，我跟美国和欧洲的黑社会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也不可能找他们帮忙。

我在西柏林的时候，脑中闪现出了一个计划。这会涉及多个方面，而且充满风险，但也同样富有挑战。泛美航空这个蜂巢总能为我提供大量的蜂蜜。即使泛美不是我真正的母公司，但在某种意义上，我也算是它的私生子，现在到了尽孝道的时候了。

我要让泛美航空给我提供一个空勤机组。

我飞到纽约，一落地就打电话到泛美航空的人事部，我声称自己是西部一所没名气的院校——普雷斯柯特长老会学院的就业主任。“我得知你们每年都专门派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