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我的骗局。他这个姿态确实打动了我。

我既在降落伞工厂里干活，又在学校上课，监狱管理人对此似乎很高兴。我学习的是商业设计，不过对于隆德大学教授的某些技术而言，我比这里的老师都来得熟练。

六个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简直太快了。在第四个月的时候，克里斯坦森夫人带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意大利、西班牙、土耳其、德国、英格兰、瑞士、希腊、丹麦、挪威、埃及、黎巴嫩，以及塞浦路斯政府全部提出正式要求将我引渡归案，完成我的判决，并且根据上述国家排名优先执行。我会被移交给意大利当局，来服满我的刑期，而在我还清意大利人民的债务后，意大利政府会决定我要去的下一个国家是哪个。

监护所里，我的一个囚犯同伴曾在意大利监狱服刑过。他向我有声有色地描绘那里的恐怖情形，于是我坚信，意大利的监狱肯定和佩皮尼昂监狱一样严酷，甚至更糟。克莉斯坦森夫人也同样听说过意大利的监狱条件极端严酷残忍，她还听说意大利的法官和陪审团在刑事案件上可是以严惩不贷出名的。

于是大家下决心千方百计地要阻止我引渡去意大利。我向审判我的法官、司法部长，甚至国王本人发起请愿，请求庇护，要求在我得到释放后继续留在瑞典，或者最坏的情况，把我遣回美国。我指出，如果瑞典拒绝收留我，不管我去哪个国家，都将因为同样的罪名而受到一次又一次的惩罚，可以想象，我的余生可能都将在一个接一个的监狱里度过了。

我的每一次请愿都被拒绝。引渡到意大利看来已经无可避免。就在意大利当局准备羁押我的前一个晚上，我躺在床上难以入眠，前思后想琢磨着孤注一掷的逃跑计划。如果意大利的牢狱真的像他们说的那样可怕，我觉得自己肯定活不下去。说实在的，与其死在像佩皮尼昂监狱那样的地狱里，还不如在逃跑的时候被开枪打死。

午夜刚过，一个看守来到我的房间。“穿好衣服，弗兰克，带上你的全部东西，”他对我说，“有人过来接你了。”

我一下子站了起来，忐忑不安。“什么人？”我问道，“我听说意大利人要到明天才过来接我。”

“不是意大利人，”他回答，“是瑞典的警官。”

“瑞典警官！”我惊呼，“他们想干吗？”

他摇了摇头。“我不知道，但是他们手里有正当的文件来把你带走。”

他护送我出了监护所，来到停在路缘的一辆警车前。后座上坐着一个穿制服的警官，他把车门打开示意我坐到他的旁边。“法官想见你。”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