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城镇的入口很讲究，极其雄伟，有三座或四座门，用铁坚固地包覆。他们的街道铺得很好，宽到十五骑可以并行，而且很直，以致它们尽管很长，你仍可望到尽头。”

“他们的房屋一般都很漂亮，通常在门外整齐的植树，显得美观，给街道生辉。房屋内部都白如奶汁，看来都像是光滑的纸，地板用很大和很平的方石铺成，天花板用一种幼稚的木料制作，结构良好并且涂色，看去象是锦缎，色彩金黄，显得非常好看；每座屋舍都有三个庭院和种满供观赏花草的院子。他们无人不备有鱼塘，尽管它只是小的。庭院的一方布置的很华丽，象是账房。”

“他们的一切城市中都有医院,总是客满: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有人行乞。我们因此问他们原因何在,回答说，每个城市里都有一个大地区，其中有很多给穷人、瞎子、瘸子、老人、无力谋生的人居住的房屋，这些人就居住在所说的房屋里，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始终有充分的大米供给。他可以在上述的大馆舍中住到死往，此外他们在这些地方养得有猪和鸡，因此穷人无须行乞而活下来”。

而清朝统治下的老百姓过得怎么样呢？姑且先看一眼所谓的“康乾盛世”吧。

18世纪英国贤明的政治家、外交家马戛尔尼作为英国特使曾于1793年来到中国并受到了乾隆皇帝的接见。该使团的副使斯当东回国后曾这样回忆他在清国看到的景象：

“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人们衣衫褴褛甚至**……我们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抢着吃”。

马戛尔尼本人则在后来评价清朝说：

“任何进步在那里都无法实现”，人们“生活在最为卑鄙的暴政之下，生活在怕挨竹板的恐惧之中”。

再看看英**官f·a·lindley在《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出版于1866年）一书中的记载：

“太平军起义前，中国的情况是极其可悲的：两百年来的暴政压迫，显然消灭了这个国家的一切善良高贵的品德，满清人入侵的恶劣影响似乎完成了对于中国人的道德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全部破坏。”

“在清王朝的进展和维持时期，惨遭屠戮的牺牲者之多，是欧洲人从来所不能思议的，虽然根据清人入侵以来不断发生的人民反叛和对人民所施行的屠杀的确凿记载来判断，这些被毁灭的生命是从亚历山大到成吉思汗以来历罕见的。满洲人的野蛮统治是史无前例的；他们的残暴的酷刑，尤其施于反叛者的酷刑，以及他们所制定的刑律，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污点。”

“中国人在满洲人入侵之前是富足的。优裕阶级的住屋舒适而坚固。现在中国人已没有多少显著的财产，稍露财产迹象就成为政府官吏的勒索对象．从鞑靼人进入中国那天起，中国就不断地衰落下去，现在人民可以比作匍匐地上的牛马，有一天算一天地活着，最堕落的迷信使他们的智慧变得迟钝愚昧。中国在清政府统治之下，各方面部显示了最悲惨的景象，一个民族不能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得到人的充分发展的景象．满洲人为了保持自己的皇位，决定了三个方针：第一、强迫每个中国人剃发垂辫，违者以叛逆处死。第二、凡秘密结社者，作为叛国论。第三、清皇帝为了加深统治者与被治者之间的裂痕，甚至任其（官吏）搜刮民脂民膏，只要不致逼民造反就以。”

“经过汕头、厦门、福州、上海等地。每到一地，我总是尽量跟本地人相处在一起。我发现他们都深深痛恶当前的统治者。一般人都把残酷、凶狠、口是心非归之于中国人的天性，其实这多半是由于邪恶的满清政府所造成的。这些人从婴儿时代起，就习惯于流血和酷刑的惨象．正象他们的祖先在最近两世纪中被鞑靼征服者所屠杀的惨象一样。统治者的无穷迫害使他们麻木不仁，堕落退化；剃发的奴隶标记使他们带着不自然的烙印；横恣暴虐的**制度摧毁了并贬抑了他们的精神；他们的生命财产完全操在最卑鄙最无人心的官吏手里，操在只有贿赂可以动心的审判官手里；凡是反叛异族皇帝的非正义统治的人，按律是‘千刀万剐’，凌迟处死，稍涉嫌疑就被砍头，牵连在反叛案件里的人一律格杀勿论：如果中国人沾染了通常是被压迫的弱小者所凭借的狡猾和欺诈，又有什么奇怪呢?”

而在山西做过知县的清代诗人唐甄则在其所著《潜书》一书中写道：“清兴五十年来，四海之内，日益困穷，农空、工空、市空、仕空。”他亲眼看到当时的山西妇女多无裤可穿，而“吴中之民多鬻子女于北方”。

两相比较，明清两朝可谓高下立见。

第二，明朝的言论自由度非常高，思想文化领域硕果累累，科技水平和科学成就与西方同步。明军战斗力持久强劲，装备了大量火器。清朝则实行愚民政策，大搞**。

明朝人关心时政，见识广博、思想解放，因为对国家有归属感，所以关心并喜欢谈论天下大事，明朝人都觉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政府和社会也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出版自由也是空前的，明朝人可以自由地批评皇帝、政府和各级官员而不用担心被朝廷收拾，明朝的各级官员也都以耿直敢言、勇于为民请命、敢于为天下苍生说话著称，并以此为责任，为风气。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