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对我的态度一定会改变，法官或外科医生都很好。艾丽斯姨妈作为替补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我完全没有把握。我害怕听到理查德说起“达格利什”时的那种口气，怕艾丽斯姨妈说话带着渥太华谷的口音——理查德对乡下口音十分挑剔，曾经不停地挑我的毛病——还怕艾丽斯姨妈的声音里有些别的我说不清楚的东西。她会不会表现得太急切？或认为自己有权利拿到一项在我看来不正当的家庭财产所有权？

算了，不想了。我开始解冻羊腿，做柠檬酥皮馅饼。姨妈们去我家做客时，母亲做的就是这种馅饼。母亲把甜点叉擦亮，把餐巾熨平，因为我们有甜点叉（我想告诉理查德），是的，还有餐巾，尽管我们的厕所在地下室，战后才用上自来水。早上，我把热水倒进壶里，提到前屋的卧室给姨妈们洗漱用。那种壶现在已经进古董店了，或者摆在大厅的桌子上，里面种满了观赏草。

不过当然了，这些对我来说都不重要。甜点叉这种东西有什么用？不管过去还是现在，难道我是那种将这些物品等同于文明生活的人吗？不，完全不是，不完全是，是又不是，是，又不是。我脑海里响起理查德的话：你的背景。他把声音压低，像是在警告我。或者，也许是他说者无意，我听者有心？每当他说起达格利什，甚至只是不声不响地递给我一封家书，我都会感到羞愧难当，仿佛有什么东西从我身体里慢慢长出来，像霉菌一样，肮脏，令人厌烦，又不容忽视。对理查德他们家的人来说，贫穷就像口臭和脓疮，是一种折磨，被折磨的人必须承担一部分责任。在他们看来，最好不要理睬这种东西。假如我在他们面前提起我的童年或家庭，他们大概会有些退缩，仿佛听到低级下流的污言秽语一样。也可能是我的自我意识太强了，有点咄咄逼人，就像弗吉尼亚·伍尔夫笔下那个出身低贱的人物一样，因为小时候没有看过马戏团的表演而耿耿于怀。也许这才是我让他们尴尬的原因。他们家人在我面前表现得很得体，理查德就不行了，因为他娶了我就等于将自己置于一种险境。他想让我跟过去一刀两断，在他看来，那都是些低劣的负担。他时时留心我是否与过去藕断丝连，而我确实如此。

姨妈们再也没有一起来过我家。有一年冬天，威妮弗雷德姨妈突然去世了，距那次难忘的相聚不过三四年。艾丽斯姨妈写信给我母亲，说她们的圈子现在不完整了，说她怀疑过威妮弗雷德得了糖尿病，但是威妮弗雷德太贪吃了，不想去做检查。我母亲身体也不好，姨妈们还会来看她，但都是单独来的，而且由于离得太远，来的次数也不多。她们几乎在每封信里都会提到那个夏天，那段大家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母亲临终前曾跟我说：“噢，天哪，你知道刚才我在想什么吗？玩具喷水手枪。还记得那场音乐会吗？威妮弗雷德手里拿着玩具喷水手枪！每个人都露了一手。我表演的是什么来着？”

“倒立。”

“哦，对。”

艾丽斯姨妈比以前更胖了，脂粉下的皮肤看起来白里透红。她一路沿街走来，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我没想让理查德去宾馆接她，不是害怕问他，只是他没提，我也就不想说，免得让事情从一开始就错。我以为艾丽斯姨妈会打车过来，没想到她会坐公共汽车来。

“理查德很忙，”我撒了个谎说，“是我不好，我不会开车。”

“没关系，”艾丽斯姨妈的语气很坚定，“我刚才累得一点儿都喘不上气来，不过很快就会好的。身上这么多肥肉，活该。”

艾丽斯姨妈一说“一点儿都喘不上气来”和“身上这么多肥肉”，我就知道理查德今天晚上会是什么态度了。甚至在这之前，一看到艾丽斯姨妈出现在门口，我就知道了。在我记忆中，艾丽斯姨妈的头发是灰褐色的，现在染成了金色的，还用发胶喷成了泡沫般的一团。她穿着华丽的孔雀蓝裙子，裙子一侧的肩上点缀着喷泉状的金粉。现在回想起来，艾丽斯姨妈那个时候看上去棒极了。我真希望我们是在别的地方见面，希望当时自己懂得欣赏她，因为她真的很美。我希望一切都不是当时发生的那样。

“嘿，瞧瞧，”艾丽斯姨妈欢呼道，“小日子过得真不错！”我们的房子坐落在格劳斯山山坡上一个叫卡皮兰诺山庄的小区里。艾丽斯姨妈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我们宽大的窗户、摆着石头的花园和装饰灌木丛，说道：“我得说，这个地方棒极了，亲爱的。”

我带艾丽斯姨妈进屋，把她介绍给理查德。她对理查德说：“噢——嗬，这就是外甥女婿了。看来我都不用问你生意做得怎么样了，因为我看得出来，做得很不错。”

理查德是律师。他们家的男人要么是律师，要么是股票经纪人。他们从来不把自己从事的工作称为生意，也从来不谈自己的工作。谈工作显得有点俗；谈工作做得怎么样简直俗不可耐。如果当时我在理查德面前不是那么脆弱，我可能很乐于见他碰到这种情况，看他猝不及防的样子。

我立刻请艾丽斯姨妈喝酒，希望暂时把自己隔离起来。我准备的是一瓶雪利酒，觉得招待平时不太喝酒的老太太就应该用这种酒。可是她却哈哈大笑着说：“哎呀，给我来杯加奎宁水的杜松子酒吧，就跟你们年轻人喝的一样。”

“还记得那次我们一起去达格利什看你们吗？”艾丽斯姨妈说，“那次真是太缺酒喝了！你母亲还像个小镇上的姑娘，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