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大相径庭。他习惯用轻蔑的口气说起自己的工作和学生。如果有人问他喜欢怎么惩罚学生，他会说哦，不怎么惩罚，可能对准嘴来一拳，也可能在屁股上踢一脚。而实际上他对学生却是又哄又骗，用各种把戏吸引他们的注意。他会用笨蛋高帽[13] 和生日哨子做道具，会夸大其词地骂学生愚蠢，还曾经在水池里一份一份地烧掉他们的试卷。“真是个怪人。”弗朗西丝听学生这样说过他。她不喜欢别人这么说他。她相信学生也是这么说自己的。她也有过分的时候，孩子们唱得不好时，她会抓着自己浓密的头发抱怨道：“不，不，不。”但她希望泰德不要这样。有时候她会避免在别人面前提起他，也不想听别人谈论他。大家都说泰德和善，但弗朗西丝觉得自己听到的却是不解和鄙视。她很好奇：他为什么要这样煞费苦心地伪装自己？因为她知道泰德是怎么看这个镇子、怎么看这里的人的，或者说知道他是怎么说的。

门开了，弗朗西丝吓了一跳。她最不希望泰德发现自己在这儿偷听，好像在监视他一样。不过谢天谢地，不是泰德，是学校的秘书，一个体态丰满、不苟言笑的女人。她很久前就在这儿做秘书了，弗朗西丝上学的时候就是，比那还要早。她深爱这所学校，也爱弗朗西丝在联合教堂主持的圣经班。

“你好，亲爱的。来这儿透透气？”

弗朗西丝旁边的窗户当然没打开，有缝隙的地方甚至用胶带粘了起来。但是她做出同意的表情，幽默地说道“开个小差”，表示知道自己应该在教室。秘书平静地下楼去了，边走边友好地说：

“你的合唱团今天唱得很好听。我一直都很喜欢圣诞节的音乐。”

弗朗西丝回到教室，坐在桌子上，朝孩子们笑了笑。他们已经唱完《圣城》，开始唱《威斯敏斯特颂歌》了。这些孩子看起来确实很傻，可是这怎么能怪他们？唱歌本来就很傻。弗朗西丝永远都想不到，孩子们会注意到她脸上的笑容，并在事后这样议论：她一定是去走廊里见泰德了。弗朗西丝以为这件事没有人知道，这一点清楚地表明她缺乏小镇上的人应有的本能。她没有意识到自己总是相信别人，无所顾忌。人们说，很显然，她曾经离开过这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其实她离开的时间并不长，只有四年，就是在音乐学院上学的时候，但不谨慎却是真的。弗朗西丝个子高高的，肩膀窄窄的，骨架修长；她说话的声音很高，语气很急迫；她像外面的人一样，总是来去匆匆，好像有什么事似的；也像外面的人一样，天真地以为没有人会注意到自己。她急匆匆地在镇上穿行，怀里抱着音乐书，隔着马路朝对面的人大喊，说安排有变，好像忙得不可开交似的。

“叫邦尼三点半再来！”

“你有钥匙吗？我的钥匙落在办公室了！”

她这些特点小时候就显现出来了。虽然家里没有钢琴，她却非要学弹钢琴。那时候她和母亲、弟弟一起，住在五金店楼上的一套公寓里。（父亲去世了，母亲就在楼下上班，收入微薄。）不管怎样，她凑齐了每周三十五分钱的学费，但是唯一能见到的钢琴就是老师的那一架。在家，她用铅笔在窗台上画出键盘，在上面练习。有个作曲家（好像是韩德尔？）曾经把自己关在阁楼里练习弹拨弦古钢琴，为的是不让父亲知道自己对音乐迷恋到了什么程度。（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他是怎么把钢琴偷偷地弄到阁楼上去的呢？）如果弗朗西丝成为著名的钢琴家，那么窗台上的键盘——它俯瞰着小巷和冰壶冰场的屋顶——就会成为另一个传奇。

“不要以为自己是什么天才，你不是。”这是保罗说过的另一句话。弗朗西丝那么想过吗？她觉得将来会有了不起的事发生，但是也不确定。现在看来确实那么想过。她回到家，开始教音乐，周一在高中，周三在公立学校，周二、周四在乡村的小学校，周六练习管风琴并自己教学生，周日在联合教堂弹奏管风琴。

“依旧在这个文化大都市里跌跌撞撞。”她给音乐学院的老朋友们寄圣诞贺卡时会这么写，意思是说一旦母亲去世，自己获得自由，她就会开始独立的新生活。虽然那种生活是什么样子她也说不清，但肯定比现在好得多。朋友们回寄给她的卡片通常也是一样的口气，心烦意乱又充满怀疑：“又生了一个。不难想象，手在尿布桶里的时间比在键盘上的多。”大家都三十出头了，在这个年龄，有时候你很难面对这样一个事实：这辈子可能就这样了。

外面，风吹得树都弯了，雪模糊了人们的视线。是一场小的暴风雪，在这个地方没什么特别的。窗台上有把旧铜墨水壶，壶嘴长长的。这把壶弗朗西丝经常见，会让她想起《一千零一夜》之类的东西，有种沉默、快乐和异域的征兆或者说暗示。

四点后在走廊里见到泰德时，泰德和她打招呼：“嗨，你好！”然后压低声音说：“在储藏室等我。我马上就来。”

“好，”弗朗西丝说，“好的。”她把一些音乐书锁起来，把钢琴盖合上，焦躁不安地磨蹭了一会儿，然后等所有学生都走了，就跑上楼，来到科学课教室。和教室相连的是一个没有窗户的宽敞的小房间，那就是泰德的储藏室。他还没到。

这是个储存间，靠墙两侧的架子上摆满了瓶子，瓶子里装着各种各样的化学药品。如果没有标签，她只认识硫酸铜，记得那漂亮的颜色。架子上还有本生灯、烧瓶、试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