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女的，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已经五十多岁了。当年她还是个小姑娘，有一天回去赶牛的时候看到他了，说是看见一个长长的白色的人影在树后面跑。”

“她离那个人近吗？能看出来是男的还是女的吗？”威尔弗雷德问。

艾伯特认真想了想。

“我不知道有多近。”

“这是一个，”米尔德丽德说，“另一个呢？”

“另一个是个钓鱼的男孩，这是很多年之后的事了。他抬头时看到一个白白的家伙在对岸盯着他，他以为见着鬼了。”

“就这样完了？”威尔弗雷德说，“一直没发现真相是什么？”

“没有。”

“估计不管怎样，他现在都已经死了。”米尔德丽德说。

“早就死了。”艾伯特说。

米尔德丽德想，如果是威尔弗雷德讲这个故事，一定会有某种说法，有个结尾。劳埃德·萨洛斯可能赤身裸体地回来索要赌金，或者回来的时候穿得像百万富翁，也可能遭遇歹徒抢劫，后来又机智脱险了。在威尔弗雷德的故事里，令人沮丧的事情总会有转机，如果有人行为怪异，也一定有某种原因。他如果出现在自己的故事里（通常都会这样），总会交到好运，得到一顿美餐、一瓶威士忌，或一些钱。这个故事里既没有好运也没有钱，米尔德丽德真不知道艾伯特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这对他来说有什么意义。

“你怎么会记得这个故事，艾伯特？”

话一出口，她就知道自己错了，这跟她没有关系。

“我看到他们这儿有苹果馅饼或葡萄干馅饼。”米尔德丽德说。

“在赫利特沼泽地可没有苹果馅饼或葡萄干馅饼！”威尔弗雷德大声说道，“我要吃苹果馅饼。”

艾伯特拿起一个放凉了的汉堡，又放下，说道：“这不是故事，是真事。”

米尔德丽德把客人用过的床单、被单撤下来。床还没有整理好，所以客人走后的第一天晚上，她还和威尔弗雷德睡在一张床上。

睡前，她对威尔弗雷德说：“头脑正常的人是不会去沼泽地里生活的。”

“要是真想去那种地方生活，”威尔弗雷德说，“原始丛林还不错，至少生火不会太麻烦。”

威尔弗雷德似乎恢复了平时的好心情，但夜里却哭了。米尔德丽德醒来，倒没有太受惊吓，因为知道他以前也哭过，通常都是在夜里。也说不清是怎么知道的，他没出声，也没动，可能这本身就不正常。她知道他在旁边仰面躺着，泪水涌出来，打湿了脸颊。

“威尔弗雷德？”

此前，他要是告诉她自己为什么哭，原因都很奇怪，要么是现想的，要么和真正的原因有一点点关系，也许那是他能想到的最好的解释了。

“威尔弗雷德。”

“我和艾伯特恐怕再也不会见面了。”威尔弗雷德大声说道，听不出哭的痕迹，也听不出满意或遗憾的语气。

“除非我们真的去萨斯喀彻温。”米尔德丽德说。艾伯特邀请他们去的时候，她觉得去那里和去西伯利亚的可能性差不多。

“总会去的。”她加了一句。

“也许吧。”威尔弗雷德说。他长长地、重重地喘了一口气，似乎很满意。“但肯定不是下周。”

木星的卫星

我在多伦多综合医院八楼的心脏病病房区找到了父亲。这是一间双人间病房，另外一张床空着。父亲说他的医疗保险只能报销普通病房一个床位的费用，怕这样医院会多收费。

“我从来没要求住双人间。”他说。

我说普通病房的床位可能满了。

“没满。他们推着我经过那里的时候，我看到有几张床是空着的。”

“那就是因为你身上得连着那个东西。别担心，要是多收费，他们会告诉你的。”

“这倒是有可能，他们不想把那玩意儿架在普通病房里。我猜我的医疗保险里应该包括那玩意儿。”

我说肯定是这样。

父亲的胸口贴着电线，床头上方挂着一个小屏幕。伴随着令人紧张的嘟嘟声，一条锯齿状的亮线在屏幕上显示出来，那是他心脏的活动情况。我尽量不去看屏幕。在我看来，如此密切地关注心脏——实际上是把本来非常隐秘的活动夸张地显示出来——无异于自找麻烦。凡事一旦如此暴露，就会愈演愈烈，以至于最终失控。

父亲却好像并不介意。他们给他服用了镇静剂。你知道的，他说，就是那种能让人快乐的药丸儿。现在他看上去确实既平静又乐观。

前一天晚上却是另一番情形。我开车把父亲送到医院急诊室时，他脸色苍白，双唇紧闭。他打开车门，站起身，平静地说：“你还是给我弄辆轮椅来吧。”每逢危急时刻，父亲说话总是这种语气。有一次，家里的烟囱着火了。那是个周日的下午，我正在用别针把一件裁好的衣服别起来，父亲走进来，也是用这种不动声色但充满警告意味的语气说：“珍妮特，你知道哪儿有发酵粉吗？”他想用发酵粉去灭火。后来他说：“我猜是你的错——你不该在礼拜日做针线活。”

我在急诊候诊室等了一个多小时。他们把值班的心脏病专家叫了来，是个年轻的医生。这个医生把我叫到走廊里，告诉我父亲的一个心脏瓣膜受损严重，应该立即接受手术。

我问他如果不做手术会怎样。

“那就得卧床。”医生说。

“多长时间？”

“可能三个月。”

“我是说还能活多长时间？”

“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医生说。

我去看父亲。他坐在床上，床外边挂着帘子，把房间那一角隔开。“情况不好，是不是？”他说，“他告诉你我心脏瓣膜的情况了吗？”

“也没有那么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