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然后把医生说过的所有积极的话重复了一遍，或者说夸大地说了一遍，“暂时没有什么危险。要不是心脏有毛病，你的身体还是很好的。”

“要不是……”父亲沮丧地说。

我开车开累了——从中午开始，先是一路开到达格利什去接父亲，然后又返回多伦多——还惦记着把租来的车按时还回去。另外，刚才在候诊室里读到的一篇文章也让我恼火不已。那篇文章写的是另一个女作家，比我年轻漂亮，也许还比我有才华。我去英格兰待了两个月，所以刚看到这篇文章。我一边读一边在想父亲会说什么，耳边似乎响起了他的声音：嗯，就没在《麦克林》上看到写你的文章。要是看到过，他就会说：嗯，这篇东西写得一般吧。父亲语调幽默，话里面饱含着对女儿的宠爱，但总是让我感到沮丧。我从他那里得到的信息很简单，那就是：无名时为名誉而奋斗，出名后为名誉而歉疚。总之无论成名与否，你都难辞其咎。

医生的话没有让我感到意外。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很高兴自己能够平静地接受现实，就像自己能够包扎伤口或敢站在让人觉得摇摇欲坠的阳台高处往下看一样。我想是的，是时候了，该发生点儿什么了，于是事情就来了。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二十年前，甚至十年前，我都会觉得难以接受，而现在我却十分平静。我从父亲脸上看到了他的不甘——就像三四十年前那样不服输。我硬起心肠，故作轻松地跟他开玩笑道：“‘要不是’就已经很好了。”

第二天，父亲恢复了平时的样子，或者说他给我的感觉是这样。

父亲说现在看来，那个年轻的家伙——那个医生可能是太着急做手术了。“有点儿爱动刀子。”他半开玩笑半卖弄地说道，这是医院里流行的说法。他说另一个年长一些的医生给他做了检查，认为多休息、配合药物治疗可能就管用。

我没问他管什么用。

“他说我的心脏瓣膜有缺陷。好吧，的确是有些损伤。他们问我小时候有没有得过风湿热，我说应该没有。但那时候得了什么病多半是不知道的，父亲不喜欢带我们去看医生。”

我总是把父亲的童年想象成暗淡无光、危险重重的样子：农场一贫如洗，姐姐们担惊受怕，父亲严酷无情——一想到这些，我对他即将面临死亡就有些不甘心。我想到他小时候离家出走，趁着晚上的微光沿铁轨一路跑到戈德里奇，到湖船上去干活。父亲过去常常说起这段经历。他沿着铁轨走，在某个地方看到一棵榅桲树。榅桲树在我们这一带很少见，实际上我从来没见过，就连父亲看到的那棵也没见过。有一次他带我们去找那棵树，他觉得自己记得那附近的十字路口，但是我们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