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素的车是在正式调查的一天后发现的，这是她失踪后的第三天。车被推进一条河里，河水不算深，只是勉强淹没车顶，今天一个在附近摆摊卖水果的人发现异样。水里有一闪一闪的亮光，原本以来是孩子的玩具，等走近看才发现是河里隐约有汽车的轮廓，他先是叫人，然后才报的警了。车被打捞起后，地方派出所根据车牌发现是失窃车辆，这才向上汇报。但等警察赶到时，河堤旁的痕迹已经被破坏了。第一发现者、围观者、还有帮忙打捞的工人，前前后后许多双鞋印都踩在上面。就算作案者在这里留下了痕迹，一时间也很难甄别了。

　　这个地方很偏僻，没有什么目击者。警方初步判断作案者是在晚上处理车的，可能是多人作案。坏消息是车上没有提取到指纹，或者其他有用的线索。好消息是车上也没找到尸体。

　　但这对宋归宜来说，很难说是好消息。他出于意料地冷静，确定黎素已经死了。她的尸体越晚找到，保留全尸的可能性越小。这是长期调查失踪案带给他的经验，他本不该用到的经验。

　　他被叫去现场辨认证物。车后座的缝隙里有一点血迹，已经想办法提取，检验是否是黎素的血。车里还找到了一个手提包，宋归宜表示确实是黎素的东西。包里找到了一支口红、一本记事本、一包纸巾。

　　陪在宋归宜身边的依旧是那个方脸警官，他说自己姓余，或许有报过全名，但宋归宜没有心思记下。余警官问道：“有没有什么东西缺了？钱包和手机是带在身边的吗？”

　　宋归宜点头，“对，钱包和手机缺了。”

　　“还有别的吗？你慢慢想，不用着急。”他把几个证物袋展示给宋归宜看，脸上没有多少表情，但说话的语气有一种刻意的温和，好像宋归宜是一个不能受刺激的绝症病人。又或许他真的差不多是这情况，也就担当得了这份小心翼翼。

　　宋归宜虚弱道：“ 没有了，东西都在这里了。”

　　“你确定没有东西了少了吗？”

　　“应该是的。但毕竟是她的车，很多东西我都不清楚在哪里。”

　　余警官说道：“好的，谢谢你的合作。你先回去休息吧，要是想到什么可以打电话过来。有进展我们会再联系你。你现在人觉得好一些了吗？”

　　宋归宜平静道：“没事，我已经没感觉了。”

　　宋归宜尽了一个理智的受害者家属应尽的一切义务，顺从地回到家，接受父母朋友的慰问，面带微笑，积极地表示心怀希望。然后他乐观积极地吃饭、洗澡、看书，在餐桌上甚至说了一个笑话。他用余光扫见父母很勉强地笑了，眼含担忧。

　　他略感困惑，不明白为什么他情绪失控时，周围人忧心忡忡，现在他完美地自我克制时，又会引发另一重担忧。他花了人生中的许多时间来假装正常，可却像是一个在蒙填空题答案的学生，总是找不到的正确的答案。

　　正常人在此刻会做什么事？他们会哭吗？会歇斯底里吗？会等待警察带来好消息吗？宋归宜不清楚，但他用排除法做了选择：正常人绝对不会对警察隐瞒线索。

　　宋归宜说了谎，他知道黎素的车上少了一件东西。她的手表，一块价值十万的积家手表。这块表坏了，黎素一直找不到时间送去修，就把表放在车上的储物箱里。这是个很隐蔽的地方，如果不是黎素和宋归宜提过，他也不会知道。

　　作案者取走了手表。可能是黎素告诉他的，也可能这就是他作案的目的。黎素案发时开的车是被吴亚楠砸坏的那辆，是沾了一个逃犯的血，又在修理厂放了十多天的那辆。黎素是在取车那天摔坏的表，所以顺手把表放在车上。然后不到一周，她就失踪了，而且作案者是时刻了解她的动向，有计划地带走了她。从她到地下车库停车再到作案者找上她的车，全程不超过二十分钟。原本不排除随机作案的可能，但是现在作案者既然拿走了她的表，就说明是有计划作案。对方至少认识她的车，能接触她的车甚至是在上面安装跟踪器，并且在她取车时在现场。

　　很自然能推出的一个结论，这是修车厂给黎素修车的那人。弃车点与失踪点相距约 50 公里，如果是开着黎素的车上高速，未被阻拦，没有在监控中留下痕迹的一个原因就是作案者换了车牌。汽修厂的人明面上和暗面上的门路都有很多。

　　当然也有另一种解释让逻辑通顺：作案者确实是随机作案，并不认识黎素。当时就在地下车库，并且看到黎素是独自出行的女性。所以伺机行动，挟持了她，然后通过逼问知道了放手表的位置。

　　宋归宜宁愿相信前者，因为作案者与受害人认识时，受害人存活的几率相对能高一些。他怀着一切侥幸的期望，连自己都感到悲哀。

　　从结论倒推找证据，其实很简单。警察一开始通过监控，想确定作案者的逃跑路线，可是他七拐八拐竟然开进了附近的小区，避开了所有主干道的监控。宋归宜绕到他最后出现的小区后门，走出去，是一条在整修的马路，马路要拓宽，原本的监控自然都拆掉了。再向前两公里，有一家汽修厂，黎素当时就是在里面修车的。

　　作案的如果是汽修厂的人，一方面可以在不开车的情况下，迅速到达地下停车场。同时可以在作案后把黎素的车开回汽修厂，连夜更换牌照。

　　第二天宋归宜亲自去了汽修厂，黎素当时的保修单和发票还在家里。他很轻松